中國與美國攜手推動世界進步

中國經濟的優劣勢都很明顯，但目前經濟增長正在大幅放緩。雖然世界各地經濟都在減速，但中國放緩大部分是因為經濟內部的失衡。要恢復整體增長，必須先解決家庭消費和私人投資疲軟等結構性問題。

如果願意，中國有足夠資源來支撐持續放緩的經濟。然而，中央政府內部對這件事情一直爭論不休。我與其他這個陣營的人一樣，認為過度拉動刺激杠杆可能意味著獲得的投資回報和社會回報在最好情況下都很低，在最糟糕的情況下甚至會加劇當前局勢。中國的債務總額是國內GDP的280%，債臺高築—但並不離譜—與許多發達經濟體的情況相同。

媒體上有很多關於短期挑戰的報導，如市政府財政岌岌可危、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以及房地產行業的長期疲軟、產能過剩和過度負債。然而，除直接的頭條新聞外，儘管供應鏈逐漸多元且從中國向外轉移，中國出口仍然勢頭良好。跨國公司對依賴單一的生產源頭—無論是中國還是其他地方—普遍持謹慎態度，但中國仍將受到衝擊。話雖如此，我認為這些問題並非無藥可救。

在很大程度上，長期問題會產生更嚴重的影響，企業停止投資未來便是一個危險信號。由於政府有時與私營部門溝通含糊不清、態度曖昧，私營部門投資大幅下降，表明人們嚴重喪失信心。雖然最近情況有所改善，但官員們時好時壞的態度與提供的混雜資訊幾乎無助于恢復商業信心或 鼓勵對一些最有活力的經濟領域進行投資。毋庸置疑，建立信心需要時間；政府無法輕易打開經濟增長的開關。

另一主要問題是國內消費。中國家庭的財產很大程度上與房地產掛鉤，房地產的長期低迷直接影響家庭資產負債表，進而影響消費意願。中國從舊增長模式（依賴中央政府大量直接投資）向中等收入經濟體（消費支出推動經濟健康增長）轉型的路上，節儉觀念也帶來了巨大挑戰。

目前，中國家庭支出徘徊在GDP的40%左右，而英美兩國這一比例超過60%。

這一比例不足以推動中國經濟前進。與發達市場相比，中國不僅儲蓄率很高，而且可支配收入也大約只占國民收入總額的60%。社會保險、公共服務和退休計畫等更加完善的社會保障福利有助於降低儲蓄率，但不太可能改善國民收入結構。

中國需要努力解決一個問題，即如何在家庭、企業和政府之間重新分配國民收入。保證家庭不吃虧，說得容易做起來難。典例就是：政府擁有80%以上的國有企業，國家控制著全國30-50%的企業收入。

無論話題怎麼變化，中美之間的關係大多數是對稱的。無論在能源、經濟、工業還是外交政策領域，兩國都重點關注安全問題。

不過，我傾向于做一個樂觀主義者。只要雙方繼續對話，務實主義和國家利益便可並存。有些衝突看似不可調和，但我相信，中美在許多領域仍然可以合作。首先是各科學學科，然後是氣候變化。在氣候變化領域，中美兩國的積極參與和承諾對推動世界前進絕對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 用。氣候變化的解決方案必須具備國際性；少了任何一個國家參與，往好了說是不切實際，往壞了說叫死路一條。

科學和新興技術正在改變我們生活的世界，必須重新建立並恢復科學家、技術人員和學者之間的思想交流。這些年來，中美兩國之間的信任受到侵蝕，但兩國政策制定者應建立合作基礎，遏制目前鬥爭造成的影響。我相信，只要有足夠的決心和務實精神，這一點便能實現。

遺憾的是，在美國的政治背景下，任何類似的合作都會被視為對中國軟弱的表現，而且可能會遇到障礙，超越你所謂的“理性分離程度”。撇開川普時代的關稅壁壘不談，拜登政府的經濟顧問們並不認為玩具關稅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

歸根結底，中國是一個極其龐大的經濟體，我們無法棄之不顧—或將其排除在資產配置決策之外。在大量人力資本和政府資金的推動下，中國蘊藏著令人難以置信的投資機會。舉一些例子，獨角獸初創企業數量位居世界第二，數字醫療科學和能源轉型/變革取得成功。投資這些機會是可行的，無需承擔超常風險。

主要的多間機構正在失去公信力和影響力，甚至可能失去資金，這是中美必須共同應對的危機。大多數所謂布雷頓森林機構，如世界貿易組織（WTO）、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以及聯合國（UN）都建立於戰後。但近年來，民族主義、單邊主義抬頭，多邊主義受到了質疑。

但這不僅僅是意識形態問題。中國對其在這些機構中的代表性和影響力提出質疑。與 30 年前相比，許多發展中國家體量更大、實力更強，希望獲得公平的影響力。例如，比利時目前所占的份額不應超過印尼或印度。機構領導人由美歐輪流任命的時代該結束了。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經常與美國的做法相左，尤其是與俄烏衝突相關的一些制裁，但也無濟於事。總而言之，這些組織早就應由一個更加平衡客觀的代表反映全球經濟變化。

這並不是說世界可以沒有這些不完善的多邊機構。我《Permacrisis》一書的合著者 Gordon Brown 多次強烈指出，當今世界更加複雜和支離破碎，解決這些重大的全球性問題需要人人參與其中，制定全球解決方案。我們需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等機構來幫助世界應對挑戰。

例如，新開發銀行（NDB），前身為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作為與世界銀行並肩的定向貸款機構，可以發揮重要作用。無論是使這些組織資金不足，還是在它們可以發揮作用時有意無視，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為實現淨零排放，多邊貸款機構的協調工作有助於實現有意義的進展。近來，世界銀行宣佈了嶄新願景，正式明確承諾：“在宜居星球上建設一個沒有貧困的世界。”作為能源轉型的一部分，世界銀行行長 Ajay Banga 在尋找激勵退出煤炭行業和資助氣候投資的方法，可能包括更經濟、更長期的貸款以及其他工具。這些措施可以吸收一些阻止私人資本進入的特殊風險，從而在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等資金不足的地區營造有吸引力的氣候投資氛圍。

中美兩國資金雄厚，早期和持續的投資使其在能源轉型的不同領域處於領先地位，同時二者也是競爭對手。然而，雙方的政府補貼一直爭議不斷，經常被批評為對國際貿易協定的侮辱。

人們總認為產業政策具有干預性，儘管我相信，在某些情況下，產業政策對於一個國家的長期經濟生存和發展至關重要。過往的案例中，成功與失敗並存。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投入鉅資發展壯大了許多部門和行業，在太陽能板和電動汽車的製造等可再生能源領域佔據主導地位。另一方面，美國一直在科技領域投入鉅資，尤其是軍事和太空項目，但去年實行的《通貨膨脹削減法案》中，包含對清潔能源的激勵措施，這令歐洲貿易盟友感到惱火。

人們總認為產業政策具有干預性，儘管我相信，在某些情況下，產業政策對於一個國家的長期經濟生存和發展至關重要。

隨著全球相互依存關係改變，解決這些分歧的挑戰永遠不會消失。 中國和美國應該承認在公平貿易方面做的任何退步，即使是以進一步實現淨零排放的名義，努力達成妥協。 我希望兩國能在務實的解決方案下在各自軌道上取得進展，以某種方式引領世界走向更美好的未來。

過去二十年間，生產率增速不斷下降。 儘管如此，全球經濟增長仍保持強勁勢頭，因為中國和其他新興經濟體大幅擴大產能，並通過向世界提供廉價商品抑制通貨膨脹。但在過去幾年，新冠疫情和供應鏈問題使通脹壓力加劇，全球經濟增長放緩。供給側力量抑制了生產力：人口老齡化、勞動力減少、撫養比上升，世界變得更加支離破碎。

生成式人工智慧最令人驚歎的是，這（幾乎）一種通用技術。 高級大語言模型 (LLM) 功能廣泛，為生成型人工智慧提供了強大的動力，可以回答從義大利文藝復興到通貨膨脹預期、從編碼到詩歌等各種問題，無需明確的提示或指令，向通用人工智慧邁進了一步。人工智慧可以像人一樣切換主題。

其次，生成式人工智慧不需要技術培訓或相應技能，包括機器人在內的任何人都可以提出問題。 LLM被設計為對普通語言作出回應，使因此與此前的人工智慧模型相比，LLM從根上更易於使用。

生成式人工智慧可以做很多事情，無論是預測每種蛋白質的 3D 結構，還是在圍棋遊戲中擊敗最好的職業棋手，因此也許能夠使世界經濟擺脫生產力低迷的狀態。如果技術創新變得更加經濟實惠，並在世界各地普及，經濟的供給側會因此改變。然而，雖然潛在的經濟效益可能很大，但受人工智慧直接影響的主要是資訊經濟，而非實體經濟。

就中美而言，兩國進一步推動生成式人工智慧發展所需的資源和人才。 訓練高級LLM成本高昂，需要大量的計算能力，而中國和美國均擁有取得決定性突破的人工智慧平臺公司。

如今，美國在生成人工智慧領域處於明顯領先地位，中國位居第二，把第三名遠遠落在身後。美國禁止和限制向中國出口多種高性能半導體晶片，這應該會暫時阻礙中國前進的腳步。製造這種級別半導體的公司——有能力在高級 LLM所需要的大量資料集上訓練神經網路——組建了自己的獨特圈子。但中國會迎頭趕上。我相信，從長遠看，中國將在生成式人工智慧領域成為美國強有力的競爭對手。

中美之間以及與世界之間的技術和資本流動受到限制，阻礙了人工智慧推動全球經濟轉型。 科學技術工具的使用應著眼於支持能夠為更大利益做出貢獻的進步。與哪個國家將成為人工智慧軍備競賽的最終贏家相比，我更關心這些新的國際傳播障礙。

危機層出不窮，世界局勢充滿不確定性。脫鉤或去全球化的勢力不斷加快步伐，破壞了解決當前危機和防範未來危機所需的合作。

中國和美國仍然是全球事務和地緣政治的核心，兩國必須找 到一種能夠實現某種競爭性共存的方法。令人鼓舞的是，一 些緩和緊張局勢的跡象可能正在浮現。正如習近平主席最近在北京對幾位美國參議員所說，"我已經對於幾位總統說過 很多次，我們有一千個理由需要維護中美關係但沒有任何理由使關係破裂。”喬•拜登總統和習近平主席最近舉行的會晤也帶來了些許希望，在許多方面取得了進展 — 尤其是氣候變化方面。

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從過去的錯誤和處理危機的錯誤方法中吸取教訓，並努力提出可實現的解決方案。通過務實的態度，中美兩國可以共同推動世界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