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和趨勢不等人，經濟學家也不例外

這簡單的時間價值理論的問題在於，我們工作時間和休閒時間的方式正在改變。

對於我的祖父母和曾祖父母，20 世紀 20、30 年代時他們在倫敦碼頭做臨工時間的價值很容易計算。 需要他們做臨工時，按小時支付給他們工資。 不需要的時候，不會支付任何工資。 技能水平決定了時間的人數。 碼頭工作技術含量低，所以供應量相當大;我曾祖父母的時間價值很低。

休閒時，顯然是休閒。 工作由地點和時間確定 -工廠的口哨或鐘聲或標誌著工作班次開始和結束。在這段時間外，在工廠或碼頭外，都是休時間。 休閒有它自身的價值，儘管在 20 世紀 30 年代，失業使大家都不想「休閒」，休閒時間的價值非常低。

在現代社會，休閒和工作時間劃分不太清楚。 這種工作和休閒時間的區分在未來可能會更加劇 [1]。第四次工業革命改變了社會圍繞工作和休閒的方式。

出現在辦公室中的必要性——過去幾十年日本薪族典型特徵（當你在經理之前離開辦公室在社會是不被接受的）——不再適用於在家辦公和「永遠在線」的世界。 如果我閱讀最新版的《牛津經濟政策評論》，那麼這算是休閒還是工作呢？ 我從閱讀中獲得了個人，但我也提高了作為一名員工的技能。 那麼這段時間應該如何評估？

製造業工作位的減少加速了這些變化。 裝配線要求人們長期守在產線旁缺少一人，人機搭配工作失。隨著裝配線上的崗位被機器人接替（機器人別無選擇，只能位於產線旁），可能會出現一個更專注於服務的工作場所。 要求人到場顯得越來越不重要。 重要的是產生有價值的輸出。 雇主不再以時間表示輸出值，並嘗試直接輸出。 其中一個就是在通用電氣公司和 Netflix 之類的多元化公司中，員工可以無限制地休假，而且 Netflix 甚至宣佈不追蹤員工的工作時間。 已完成工作的定性評估（透過績效考核）取代了工作小時數的定量評估。

休閒時間的價值也在發生變化。 在一個更虛擬的世界中，可能發生的變化是擁有變得不那麼重要，「體驗」變得更加重要。 擁有是舊工作方式的物質表現。 在辦公室花費的時間成了炫耀成功的方式（以「走夜路的男人」之類的方式）。 在一個虛擬性更高、物理性更低的世界中，「錢無法買」的體驗變得更加重要，但體驗需要休閒時間。 休閒時間的價值變了。

令人不快的事實是時間的不平等。

技術水平較低、工作效率較低的員工休閒時間較少；與技術水平較高同行的快速產出相比，他們將需要更長的時間來提供相同產出。 員工的收入可能相同，但工作休閒比例可能不同。 技術水平較低人員的生活品質低於技術水平較高人員的生活品質——這是傳統的時間評估方式可能無法做到的。

在十九世紀，收入不平等最終產生了「休閒階層」，他們有空閒時間去追求所選擇的任何休閒活動。 休閒階層的資本存量主要是以土地和其他繼承財富的形式使得他們可以無限休閒。 現代資本是人力資本使個人成為勞動力中重要一員的技能和靈活性。 豐富的人力資本使個人享有比同行更多休閒的選擇。 擁有豐富人力資本的高技能勞動力成員可以選擇休閒時間的長短。 技能水平較低的勞發現他們的休閒時間受到必須長時間工作以維持最低生活水平的限制。 時間的新價值可能使社會回歸到奧斯丁和狄更斯小說中的時間不平等的例子。

[1] 例如，S. Lewis等人（2016 年）「Work–Life balance in times of austerity, recession, and beyond」，羅德里奇出版社，倫敦以及 T. Sullivan（2014 年）「Greedy institutions, overwork and Work-Life balance」，社會學調查，84，1，第 1-15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