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辛的轉型之路
能源公司應如何分配資本支出並最好地實現淨零排放
世界正在努力應對減少碳排放和確保能源安全的雙重任務，這意味著能源巨頭正處在十字路口。Lucy Thomas 和 Ellis Eckland 評估了能源企業的業務戰略和財務部門之間由此產生的資本支出拉鋸戰。
若你對 19 世紀的體育比賽與能源公司的資本支出有何關係感到困惑，請允許筆者予以詳細說明。投資者對時間週期和優先事項的看法，在其是否願意採取永續的氣候變化投資實踐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一方面，一些傳統價值投資者以犧牲長期利益為代價，優先考量短期效應。這不僅指優先考量短期回報和股息，還強調某些投資者無法在沒有直接威脅的情況下考量長期投資的緊迫性。我們已經看到，投資者因為戰爭或流行病等事件改變了投資方式，但氣候危機的緊迫性卻並沒有引發同樣的恐懼反應。
另一方面，永續投資者和非政府組織則能夠迅速採取行動，根據實現氣候目標來確定投資的優先順序。因此，傳統石油公司陷入了兩難境地：一方面，永續投資者和非政府組織（加上大量媒體關注）要求快速轉型；另一方面，傳統價值投資者擔心激進的轉型策略往往會導致價值破壞。
事實上，歐洲各大巨頭近期提供了不少資本配置決策不力的案例。英國石油是第一家透過投資太陽能和風能項目向可再生能源投入大量資金的石油巨頭。具體而言，英國石油 (BP) 2001 年發起了一項耗資 2 億美元的活動，用「Beyond Petroleum」的口號來作宣傳，2005 年又成立了 BP Alternative Energy，以鞏固其低碳業務。這些專案給英國石油造成了超過 80 億美元的損失。1據估計，若透過油氣或股票回購按英國石油的資本成本進行投資，英國石油的股價將上漲約 45%。這樣的案例凸顯了在深入研究之前考慮實際情況的重要性。
各國政府公開表示將減少化石燃料生產以應對氣候變化，但其實際政策和計劃卻繼續支持和鼓勵增加化石燃料的開採和使用，這兩者之間似乎也存在很大差距。儘管已有 151 個國家的政府承諾實現淨零排放，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一份重要報告卻發現，全球各國政府計劃在 2030 年生產的化石燃料比將升溫限制在 1.5˚C 所需之量高出約 110%。2
另一個加劇這場拉鋸戰的利益相關者群體是消費者。消費者普遍對替代化石燃料的永續能源解決方案持開放態度並有所需求，但對這項新技術在經濟上是否可承受的擔憂可能會壓倒任何快速轉型之願望。由於能源短缺3持續以及疫情後的生活成本危機，消費者在情緒轉化為行動之前，開始尋求保護和援助保障。
我們將需要做出艱難的決定和權衡取捨
因此，隨著我們逐漸邁向 2030 年，臨近某些氣候目標的最後期限，我們將需要做出艱難的決定和權衡取捨。這些在引領全球能源轉型中發揮關鍵作用的能源公司在決定如何分配其資本支出時，可以如何平衡環境永續性、經濟可行性和能源安全之間相互衝突的利益？
務實的現實主義
務實的現實主義
若雙方都暫時放下繩子，退一步審視目前在實現淨零目標和減少化石燃料使用方面取得的進展，這場拉鋸戰的挑戰性會有所降低。雙方都會發現，在重新開始遊戲之前，需要面對許多艱難的事實。
首先，正如 Vaclav Smil 所說，由於我們目前對化石燃料的依賴，到 2050 年在全球實現零碳的目標不太可能。4 化石燃料需求的下降速度沒有預期的那麼快，人們對實現這些目標的途徑持不切實際的樂觀態度。此外，「速度、規模和方式（技術、經濟、社會和政治方面）將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我們無法將其與我們之前經歷的任何能源轉型相提並論。在以前的能源轉型中，我們從未真正減少過先前能源的使用，也從未轉向密度較低的能源形式。
例如，儘管轉型始於 100 多年前，我們如今卻仍在使用木材，並且數量空前（到 2020 年，傳統生物質能仍為世界提供約 5% 的初級能源5）。隨著現在的綠色轉型，我們不僅想引入可再生能源，還希望減少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的使用，不是在 100 年內，而是在 30 年內。這使得難度提高了九倍。
更為嚴峻的是，根據國際能源署的資料，全球化石燃料消費量預計要到 2030 年才會達到峰值。5這種規模的顛覆必須在很短的時間內發生。而建設可再生能源的基礎設施，包括電池和電動汽車，需要耗費大量的能源。實際上，中國生產了我們大部分的太陽能電池板和風力渦輪機，而且生產所用的能源是煤炭（太陽能電池板製造過程中耗能最高的環節位於中國一個煤炭占發電量 77% 的地區）。6從積極的一面來看，我們確實相信中國的煤炭產量可能很快達到峰值，其排放量也應該會開始相應下降。
從根本上來說，簡單的權宜之計是行不通的。鑒於需求強勁，過快地削減化石燃料產量不僅日益困難，而且違反直覺。若過快地削減，其成本可能會變得極其昂貴，並引發巨大的經濟衝擊。這將對消費者造成負面傷害，並可能帶來連鎖反應。例如，擔心失業的人們往往不太會關心氣候。此外，若中國削減用於製造太陽能電池板和風力渦輪機的煤炭，那麼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可能會上升。人們似乎還沒有為此做好準備。投資者可以透過考量在實踐中什麼可行來平衡來自雙方的部分噪音，並相應地提高對資本支出配置的預期。
轉型權衡
退後一步，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瞭解現有能源企業應如何配置資本支出。我們認為任何轉型途徑都會帶來積極回報的機會，但要達到平衡並非易事。
油氣公司的戰略需要具有強烈的工業邏輯和股東可以接受的回報潛力
首先，油氣公司的戰略需要具有強烈的工業邏輯和股東可以接受的回報潛力。轉型是能源行業的巨大轉變，但商業現實意味著任何投資都需要具有商業意義。與前述英國石油的例子一樣，市場參與者曾擔心缺乏競爭力的投資並賣出了股票。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投資者對激進轉型戰略的反應並非普遍負面；儘管幾乎完全放棄了化石燃料，Neste 和 Orsted 等一些早期領導者仍然受到市場青睞。這其中的原因就在於此類企業基於廣泛認可的競爭優勢制定了明確策略。
因此，現有企業可以考慮削減對上游業務的高等級資本投資，使其規模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縮小，同時投資於在能源轉型中具有真正競爭優勢的小眾領域。一種確定這些潛在領域以什麼樣的方式存在於何處的辦法是檢視專利申請。一個經常被忽視的事實是，現有能源企業實際申請了多少綠色專利（一些研究表明，此類企業申請的專利更多，品質也更高）。8
我們知道，在生物燃料領域確實如此，石油巨頭在其中往往佔據非常強勢之地位，因為所需要的技能與其在化石煉油廠或碳捕集與封存中所用的技能非常相似。石油公司從事相關業務已 40 多年，在此方面擁有豐富的專業知識。為在 2050 年實現淨零排放，碳捕集與封存需要擴大 120 倍，以抵消約 45% 的排放量。9鑒於化石燃料公司的競爭優勢，其應在這一領域發揮帶頭作用。支援性法規的普及和提供「碳捕集即服務」的能力將成為大型企業或具有競爭優勢之企業的一大優勢。
歸根結底，創新能源項目本質上可能比傳統投資更具風險，主要原因有兩個，我們認為這應該反映在化石燃料開採項目折現率更高上。
首先，技術進步導致石油和天然氣公司資產擱淺或過時的風險上升。除綠色政策之外，隨著頂尖科學人才轉向綠色技術創新領域，新的解決方案可能會使石油和天然氣變得昂貴和過時，導致資產擱淺。我們預計，使用太陽能和低成本電解槽生產綠色氫氣將是化石燃料面臨的最大風險。
第二個問題涉及石油巨頭的社會經營許可。世界上有一部分人將氣候變化歸咎於油氣公司，這創造了政治風險容易加劇的環境。最壞但卻可能發生的情況是，不滿的政客可能會以此為由將其資產國有化。因此，它們的政治風險極高，需要透過更高的折現率來補償回報。我們認為，綜合考慮上述因素後，油氣公司的風險至少與折現率為 20% 的前沿市場一樣高。
儘管歐洲巨頭的評級有所下降，但隨著策略完善以及更多工業邏輯的融入，這種情況可能會逆轉。還有一種暫時的時間階段效應，即投資者在考慮可再生能源較低的現金流時，使用與以前相同的倍數。幾年後，他們可能會意識到折現率也下降了，與最初的計算相比，其價值破壞性更小。
此外，能源巨頭可以向投資者支付現金，然後投資者可以將其重新分配給市場其他有吸引力的氣候解決方案。這可能包括近年來激增的股票回購。我們認為，強大的資本紀律和在此類公司具有競爭優勢的領域投資是股東戰略成功的關鍵。
轉型：亦快，亦慢
誠然，建議減緩轉型有點令人沮喪，但從歷史上看，當公司轉型過快時就會出現問題。我們還看到有證據表明，公司管理層對此感到不滿，因為他們擔心投資者逃離。奧巴馬政府時期的美國能源部長朱棣文分享了他在為 Shell 提供能源轉型建議方面的經驗：儘管 Shell 的大部分資本支出仍在石油和天然氣領域，但由於其目標比同行更為雄心勃勃，股價壓力不斷上升。10 Shell 隨後在 3 月份放棄了一項重要的氣候目標。朱棣文適時地強調，儘管全球氣溫連續 11 個月打破紀錄，市場卻仍在懲罰進行綠色投資的公司。
能源轉型是一條不可逆轉的道路，現有能源企業必須繼續調整其資本支出策略以適應轉型。問題的緊迫性和規模使任何程度的容忍都變得困難。然而我們確實需要現有企業在社會脫碳中發揮關鍵作用。
未來的能源組合可能會更加多樣化，並逐步從化石燃料轉向可再生能源
我們認為，未來的能源組合可能會更加多樣化，並逐步從化石燃料轉向可再生能源。若化石能源公司提出令人信服的策略，承諾減產計劃，不新增儲備，並為股東帶來回報，那麼這場拉鋸戰就有可能以雙方握手言和的方式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