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戰對中國的一些誤解和偏見

中國遭受了誤解。我打算從文化和歷史角 度，從內部提供一種視角。最終，我希望能夠消除東西方的分歧。

中國的發展模式實際上並不是國家政權高度集中、自上而下做決策，而是政治集權和極端的經濟分權。

中國地方政府官員具有很強的創業精神。

中國地方政府官員具有很強的創業精神。他們專注於做對本縣市或本省最有利的事情。他們會實施經濟計畫，保護環境，追求高科技及硬科技的技術創新。

人們對中國人和中國文化普遍也有誤解。中國人向來需要在遵從權威和獨立實行自由意志之間尋求平衡。無論是家長與子女、臣民與皇帝之間，還是現在的公民與國家。在西方人看來，這是不可調和的悖論，但在中國並非如此。二者可以並存。

“市長”一詞反映了省政府或省委領導高度積極地推動地方經濟發展，無論是通過支持創新、大力推進改革，還是通過維持社會穩定或者保護環境。他們是負責人，承擔重大責任，而且為此負責。

以合肥為例，合肥有500萬人口，擁有一個創新型高科技企業聚集中心，被稱為“全球量子大道”，高性能智慧電動汽車製造商蔚來汽車（NIO）總部所在地。 當地政府在吸引科技企業並對其投資時採取了一種創業型方法，被一些人譽為“合肥模式”。許多其他縣市或省份的地方官員也紛紛效仿，試圖讓矽谷在全國遍地生花。這一切都不是中央政府的命令。

然而，西方卻不知為何認為國家在壓迫私營企業家。情況恰恰相反。私營企業家對於地方官員，比地方官員于私營企業家更重要——無論在稅收，就業還是技術創新方面。

隨著時間推移，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都在發展。私營部門的崛起以及愈發激烈的競爭確實使國有企業改革更加刻不容緩。

雖然在一些戰略重點領域，國有企業仍然佔據壟斷地位，但在經濟中所占比例已逐漸下降。製造業、服務業以及科技領域均由私營企業主導。但話又說回來，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相互促進。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之間的合作關係很微妙，國有企業通常直接或間接地持有股權。這種關係很有趣，因為有大型國有企業持重要股份有助於消除進入壁壘或獲得當地融資。

此外，與傳統觀點相反，資料顯示，國有企業的生產率隨時間推移越來越高，很大程度歸功於改革。

首先，當前人們對中國經濟嚴重缺乏信心。這與中國沒有在疫情期間像歐美那樣實行大規模財政刺激計畫有很大關係。

在我看來，這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疫情過後經濟增長不溫不火，以及為何需要儲蓄率大幅下降。

經濟復甦需要時間。這也並非真的關乎信心，而是關乎習慣、文化、房價以及金融業的發展不足。

年輕一代的消費習慣與前幾代人截然不同。

例如，年輕一代的消費習慣與前幾代人截然不同。35歲以下的人在消費信貸總額中占比85%。

這有助於解釋為什麼金融體系發展疲軟。如果看一眼信貸總額，會發現80%以銀行為中介。資金市場缺乏深度是金融市場不夠成熟的典型特徵。

正如你所說，經濟基本面和股市基本沒有任何關係，這也把中國和伊朗或其他類似國家分到了一起。相應的，美英兩國經濟基本面和股市之間的關聯度超過50%，有時超過 80%。

要在中國申請首次公開募股（IPO），公司必須經受嚴格審批制度的考驗。中國並非像美國那樣實行註冊制——儘管這種方式目前還在探索。企業在提交申請前必須顯示連續多年盈利，這可能導致首次公開募股之後股票下跌，通常如此。

此外，在香港或紐約等海外市場上市的中國公司在首次公開募股中，表現也優於本土IPO。這是因為公司治理更好了，不幸的是，這方面的榜樣是恒大集團。不過，關於股票上市流程和上海證券交易所科技創新板（STAR Market）的改革正在積極推進。

我曾做過關於獨生子女政策的研究，所以十分關心這個問題。我出生於1980年代初期，也是第一批獨生子女中的一員。

從消極角度看，這些人口政策造成了人口問題。這一代人習慣了沒有兄弟姐妹的小型家庭，所以政策放開後並沒有顯著改變自己的習慣。社會結構中的家庭傳統已經發生了改 變。

從更積極的角度看，父母和孩子之間曾有嚴格等級之分。如今則更加平等。事實上，孩子們有時享受著比父母更高的地位，因為家裡只有一個孩子。

經濟方面也產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結果。.

我的研究表明，獨生子女政策可以很大程度上解釋高儲蓄率出現的原因。

我的研究表明，獨生子女政策可以很大程度上解釋高儲蓄率出現的原因。獨生子女的家長傾向于給孩子多花錢，給自己少花錢。他們還傾向於為退休多存錢，因為如果孩子更多，就普遍意味著年老時有更多支持可供選擇。

此外，以量變換為質變"的想法讓社會對於教育產生極大的焦慮——高達三分之一的家庭收入被用於教育投資。

但另一方面，這也開啟了中國女性的黃金時代。在過去，只有兒子接受教育後，女兒才能受教育，這意味著大部分女性得不到受教育的機會。男女之間的教育水準已經趨 同。女性教育獲得的回報已超越男性。無論在上市公司還是政府部門，女性領導者的比例均顯著提高。

我對此寄予厚望。首先，調查和資料顯示，現在的年輕人思想更加開放。他們的社會意識更強，關心工人不平等、環境還有自然問題。

一定程度上，這是一個國家走向成熟的結果。中國是一個古老的國家，卻是一個年輕的經濟體。隨著中國變得成 熟、繁榮，一定有更多需要人們去關心的目標，而不僅僅是填飽肚子。

消費習慣在發生變化。年輕一代樂於借貸，儘管收入少得多，他們在食物和衣服上的開銷至少是前幾代人的兩倍。“躺平”觀念主張一種更加放鬆、更少野心，更少饑餓的狀態，是對社會壓力要求我們成為優等生的拒絕。優等生指那些受教育程度高、想要享受生活同時努力工作的人。當然，也有例外。比如，明星企業家和世界上任何人一樣，野心勃勃、勤奮刻苦、嚴以律己。

就行業而言，首先，消費相關行業競爭十分激烈。但哪怕你關注零食、特色咖啡、服裝等行業，也會發現奢侈品企業享有溢價。這些企業同樣會考慮創新，解決實際問題。許多企業觀察著繁忙的城市生活方式，試著找辦法讓人們的生活更美好一點。

創新的定義實際相當廣泛，一切讓事情變得更好的，都可以稱作創新。任何過程或產品，如果能讓我們的生活更精簡、更清潔、更環保、更有生產力，都可以視為創新。從經濟角度看，這才是最重要的。

“零到一”創新指根本性突破——例如前往火星、治癒癌症，或發明第一台電腦或蒸汽機。“一到N”是在現有技術上進行應用或改進，中國在這方面已取得了成功。即便在今日，美國下載量最高的10個應用程式中，就有4個屬於中國，分別為Tiktok，時尚應用SHEIN，Temu（拼多多海外版）和CapCut。

許多中國的商業模式是世界級的，而且正在被複製；中國人曾經是模仿別人，如今為人模仿。

許多中國的商業模式是世界級的，而且正在被複製；中國人曾經是模仿別人，如今為人模仿。

掌握高科技和突破性技術是有區別的。中國之所以能夠掌握高科技，是因為積累的知識、人才庫、工程師、規模和資金。然而，要從無到有創造一些東西，你需要基礎研究;你需要一個有耐心的國家，有耐心的人，耐心的資本與金融體系有聯繫。人們需要受到好奇心和激情的內在激勵，而不僅僅是短期利潤和回報的外在動機。

一帶一路倡議最初提出的時候目標遠大，是中國對全球化新格局的回應，不僅在貿易和投資方面，而且要建立一個基於實體或電子基礎設施的全球網路，進一步實現互聯互通。這很有意義，因為當今幾乎一切事物都是網路的一部分，所以希望連接各個節點，成為網路最核心的組成部分。

但我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的壯志超過了全球現實——也就是說，並非所有經濟體都做好了建設那種規模的基礎設施的準備。

還有一些關於債務問題的誤解。首先，中國以及和中國合作的國家或政權在一帶一路倡議中的投資品質顯著提升。其次大多數新興市場的債務是由西方金融機構所持有，而非中國。第三，關於債務扣押的報導有誤。非洲不存在債務扣押的現象。即使在斯里蘭卡，一些斯里蘭卡本地人也公開表示對中國的指控是不公正的。

一帶一路倡議的想法很好，但實施起來不盡人意。

金磚國家和G20相比，新興市場強烈渴望能夠在全球國際貨幣和金融體系中擁有更大的話語權。金磚國家正在推動建立一個能夠對抗或者平衡西方大國的強國聯盟。

我們能看到，這一舉措涉及方方面面——包括替代美元的方案，無論是建立一個和環球銀行間金融電信協會（SWIFT）平行的系統，還是實現人民幣的國際化。

金磚國家遠不止一個概念。為了應對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和全球供應鏈的不穩定，全球發展中國家間的貿易額不斷增加，區域化進程加快。

一些多邊貸款機構的規則由少數國家制定，並沒有充分考慮新興市場的實際需求。中國作為一個新興國家和大債權國，認為自己會對一些新興市場的需求更加敏感。

* 特別感謝Viking Books總裁Brian Tart安排這次採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