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能解決氣候變化嗎？

羅默說：「我不認為全球暖化是那麼難以解決的問題。這個問題一直變差的原因是我們沒有嘗試去把問題解決。我們要做的是創造解決問題的鼓勵措施。當市場創造出各種聰明智而巧妙的方案，在無需產生碳排放和其他溫室氣體等副作用底下，亦能產生和分配能源時，所有人定會讚嘆不已。」

他指出近代史上的 1970 年代，美國開始生產並排放一種破壞臭氧層的特殊化學品氟氯化碳。當時需要全球性規模的大型方案，來修補此損害並保護臭氧層。1980 年代，列根政府鼓勵禁止生產氟氯化碳，然後與世界各國談判條約加入禁令。

全球領袖和無數經濟政策正努力應對氣候變化，但這些努力是否足夠？多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探討經濟學可扮演的角色、在全球化的影響，以及有益或有損的體系中，如何能為我們取得真實進展。

2018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憑藉把科技創新融入長期宏觀經濟分析的論文和模型而獲獎。許多人認為這是諾貝爾獎委員會的重大舉措：他們把自然與知識融為一體，不單細看氣候變化的研究，還包括氣候變化如何影響經濟以及這些知識的重要性。當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有兩位，其中一位是保羅·羅默（Paul Romer）。與他同輩的經濟學家一致認同，經濟學可能是其中一種解決氣候變化最重要的工具。

羅默說：「在禁令生效前，生產這些化學品的業界龍頭曾說過：『經濟會無法生存。我們的生計會受威脅。』這都是胡說八道。幾乎沒有人留意我們為氟氯化碳尋找替代品所作的微少改變。我認為很多這種說法『應對氣候變化會很困難』都是來自靠傷害他人而賺錢的人。一旦停止了有害的做法，人們就會找到非常聰明而毫不損害環境的方法來賺取利潤。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表示，經濟學家有許多可以使用的思考角度和工具來應對氣候變化。把環境模型進一步整合到整體經濟框架中是個強而有力的開始，但肯定不是終點。

斯蒂格利茨說：「長久以來，人們一直致力於結合各種經濟模型和環境模型。但經濟學家一直忘記了一件事，就是我們必須生活在地球的範圍之內。這是一種限制。我們談論預算限制，各種其他類型的限制，但生活在地球範圍內的限制，是要達到能源平衡，我們的確沒有為此限制給予充份的關注。經濟學家對講解我們願意承擔多少風險的問題上扮演一個重要角色。」

斯蒂格利茨指出，儘管我們不知道溫室氣體濃度最終會產生的全部影響，但我們有足夠的知識理解到後果可能會是災難性的。意識到這種風險的嚴重性，正是我們爭辯其迫切性的論據之一。經濟學可以為解答一些難題而提供一個框架，如甚麼是實現我們目標的最佳方式，或我們是否使用監管、價格或公共投資。

斯蒂格利茨：「我們需要擁有數量繁多的手段和工具，除了依賴價格或監管干預，公共投資將絕對至關重要。」

對於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第二位女性，在 2019 年獲得此殊榮的艾絲特·杜芙若 (Esther Duflo) 來說，重要的不是經濟學是否有助解決此問題，而是如何解決。杜芙若和其共同得主憑減輕全球貧困方面的實驗方法而獲獎，這些實驗主要使用隨機對照試驗。願意實驗和重複嘗試一直是杜佛洛成功的關鍵，在這領域也可能至關重要。

沒有經濟學，我們無法成功。除非我們找到改變人們行為的方法，否則不會有任何進展；經濟學某程度上是關於人類如何應對一系列的鼓勵措施和所身處的社會環境。」

杜芙若說，這並非如經濟學者之前想的那麼簡單，並非為碳定價、令碳價上漲便可使人們減少消耗。她說能源消耗量就如我們生活上許多事情一樣，都是一種習慣。

杜芙若說：「這涉及了產業組織、行為經濟學、政治經濟學，這些都需要專注於如何令人們改變習慣。我們知道必須採取行動，碳排放必須減少。」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高·斯彭斯（Michael Spence）是經濟增長和可持續增長方面的專家。他表示，在如何評估和衡量環境活動和變化方面，人們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斯彭斯還認為科技在過渡期間，可以在減低負面影響方面發揮著關鍵的作用。

斯彭斯說：「人們會問：『那麼，在應對氣候變化時，我們會降低經濟表現嗎？』是的，在這方面會有分歧。經濟表現可能會降低，也可能不會。但整個行動的重點並非短期表現，而是不要在未來發生毁滅性的崩潰。因此，我認為現時評估經濟表現的方式，導致我們更難應對這些長期的挑戰。

轉向更綠色的能源並非一朝一夕的事。根據斯彭斯所說，我們著眼的是一個長達數十年的過渡期。在這段時間中，能源效率會提高，化石燃料的佔比會下降，尤其是在發電方面但不僅於此。所以，我們需要計劃和科技。

斯彭斯說：「我們需要改進化石燃料領域的明智計劃。政治導致我們投資嚴重不足於制定一個平衡方案去令世界經濟綠色化，同時又逐步淘汰化石燃料。隨著時間變化，我們需要平衡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他補充，為了實行有效的改變，以排放量衡量的主要參與者之間必須達成某種協議。

他說：「他們包括中國、印度、歐洲、英國、北美、墨西哥和日本。如果你把他們的碳排放量加起來，即使不是全部也是佔了一大部份。他們佔了 70% 的碳排放量。 問題的核心就是美國、中國及歐洲之間理智地互相理解，擴展抱負。」

很多經濟學家在他們所有的科學觀點、理論框架及經濟理論以內，仍然留有非常人性化且能夠理解的情感：希望。

羅默說：「現時我們有很多悲觀的理由，但也有樂觀的理由。樂觀的理由是各種的可能性；是鑒於世界的物理運作，還有我們可以生產及使用這些物品。科技物理帶來的機遇非常龐大。但我們現正面臨的困難是如何利用這些可能性。只要我們作出艱難而正確的決定，從而解決問題，那麼這些機會將如同人類歷史上一樣精彩。我們將繼續進步。生活水平會改善。我們將過上更富足、更充實的生活。」

斯蒂格利茨也認同這點。

他說：「隨著我們更著眼於氣候變化，可再生能源的價格已經下降，人們正在改變生活和飲食方式，所以事實上，我們有能力在 2050 年實現碳中和及將暖化限於 1.5 度的目標，可能比想像中容易，更可能成為人們真正爆發創造力的基礎，讓我們的社會變得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