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單靠碳稅不足對抗氣候變化?

克魯曼以一間電力公司為例來說明這一點。如果一間電力公司從燃煤電廠排放二氧化硫，電力公司應該為這些排放付出代價，因為二氧化硫會導致酸雨。根據這個理論，處理外部影響的最有效方法是讓施加外部影響的公司支付成本。這經濟行為的成本可以透過稅項徵收，例如碳稅或排放稅，這樣就會為排放設定價格。

克魯曼說：「根據這個教科書原因，徵收碳稅是一件好事並沒有錯，因為這樣很靈活。它沒有說你應該如何減少污染。它也沒有說誰應該減少污染，因為如果你廣泛應用它，每個人都與它息息相關。它利用所有可能的渠道。」

這就是為甚麼碳稅獲世界各國大部分經濟學家普遍接受為一個有效的公共政策工具。

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讓·梯若爾（Jean Tirole）說:「只要各國政府同意，碳定價就非常簡單。」他續說:「試想一下，歐洲可以將碳定價為每噸 40 歐元，煤炭就會從歐洲消失。每噸 40 歐元的碳價實際上比根據計算應該要收取的還低。」

碳徵稅會鼓勵發電廠尋找低碳解決方案，也會鼓勵消費者避免使用碳密集型產品。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高·斯彭斯（Michael Spence）認為，新科技對於應對氣候變化非常重要，但如果不徵收碳稅，任何新的潔淨能源或可再生能源都總會處於劣勢。

「如果我們不能設法為碳定價，我們就無法解決問題。」斯彭斯說:「潔淨的新科技在競爭中處於劣勢，因為舊技術的產出之一即化石燃料，沒有被適當定價，甚至可能是負向定價。」

這是克魯曼也認為碳稅本身並不能解決問題的原因之一。他認為，如果沒有更全面了解還需要採取甚麼措施才能推動真正的變革，那實施碳稅仍然不完整。

「當我們談及嘗試令經濟脫碳這類非常重大的事情，其中很大程度將會涉及開發技術和完善這些新技術。」克魯曼說。「科技發展本身就充滿外部影響。設定正確的碳價格會產生新能源科技的最佳投資額。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非常需要公眾也支持科技改變。」

可以假設，對公司和消費者的獎勵作用所帶來的任何變化都會推動公眾支持，但作為擁有超過40年經驗的經濟學家，克魯曼對於依賴市場做正確的事持謹慎態度，亦因此，公眾支持和公共投資是解決這個難題的關鍵部分。

「這不僅僅是科技，還有網絡之類的東西。」克魯曼說。「如果你要嘗試令經濟電氣化並令電力更依賴可再生能源，那社會要有一個電網，而你不能指望私營領域能夠有效地發展電網。因此，這方面有很大的公共投資空間。」

單獨徵收碳稅可能不足以解決污染的另一個原因是該政策背後需要的過程。碳稅和其他以環境為重點的政策已經變得太高度政治化，以至於可能會產生進退兩難的情況。

克魯曼說：「如果一個經濟學家說這是最佳政策，你應該在不用考慮政治可行性問題的情況下去做，不讓人們有可能參與其中，那麼國會就真的沒有做好他們的工作。他們需要討論如何讓這件事更有可能地真正發生。」

「當然，我們想嘗試為碳定價，但我們知道這在政治上很難實現。我們也知道它在經濟學來說並不完整。因此，你需要綜合方法。將氣候變化政策與創造就業機會的基礎設施政策放在一起並沒有錯，因為這就是你完成這件事的方式。」他繼續說。

對克魯曼來說，實施碳稅加上私人投資、公眾支持和更佳政治溝通不只是重要，而且是一個警號。

「氣候變化問題一直都很可怕，而且並沒有在近年變得不那麼可怕。」克魯曼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