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克魯曼

我們毋須介紹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他可能是當今最著名的經濟學家，也是《紐約時報》著名的政策顧問、觀點專欄作家和博主。他的前沿研究徹底改變我們看待國際貿易和產業地點的方式。他的研究成果最初為他贏得了克拉克獎章 (John Bates Clark Medal)，該獎章每年頒發給一位 40 歲以下的美國經濟學家。他們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只是時間問題。

保羅·克魯曼

2008 年瑞典中央銀行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學獎

某一個清晨，克魯曼現身紐約市立大學研究院中心的走廊。他的步態堅定而有活力，神情專注，沒有一絲旅行常客的疲憊。克魯曼用他柔和的聲音害羞但直接地向我們簡要介紹了他的日程安排。他剛剛結束海外諮詢之旅，正在為第二天的不平等會議做準備。

克魯曼是如何成為「左派之聲」？

「每個從事國際經濟學並試圖同時進行分析和制定政策的人，在某些方面都必須過著非人的生活。」克魯曼用他略帶諷刺的紐約語氣說道。這位經濟學家帶我們回憶他的研究生時代，提到他的導師經濟學家魯迪·多恩布施（Rudi Dornbusch）每晚只睡 3 到 4 個小時。克魯曼承認他需要睡眠，但他利用自己的策略跟上步伐。「我是一個非常快及有條理的作家。」

克魯曼因其關鍵性的《紐約時報》專欄而受到數百萬讀者的歡迎，這為他贏得了「左派之聲」的綽號。克魯曼以極簡主義的寫作風格解釋了複雜的經濟概念，使不一定擁有經濟學學位的廣大讀者有共鳴。他的文字使「世界新聞界的最好不動產」增光添彩，吸引大量的國際讀者。

克魯曼如何擁有如此廣泛的讀者群？

克魯曼的觀點文章針對統治精英、前百分之一最富有的人和氣候變化否認者。他挑戰學術和新聞寫作中常見的觀點。

這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以精英階層與大眾的偏好兩者之衝突來說明這一點。他說：「普通民眾希望看到福利和社會保障計劃得到加強，而不是削減。精英們希望看到它們被削減。然後你會問，傳統智慧在哪裡？傳統智慧說赤字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我們必須削減福利計劃。」

他說人們開始理解現狀，不是因為這是選民想要的，而是因為這是精英的利益。

緊縮與不斷增長的赤字是經濟學家之間存在分歧的話題，克魯曼用一個例子說明了這一點。他說：「法國一直非常努力減少預算赤字，幾乎是過分努力。法國現在有自己的政策，通過試圖提高對富人的稅收來做到這一點，而不是削減社會項目。歐盟委員會中有很多人說『哦不，不對，這不是我們所說的緊縮政策。』這樣就說漏了嘴。如果你說讓窮人受苦才是緊縮政策，那就表明緊縮政策的真正含義。」

甚麼時候緊縮是朋友，甚麼時候是敵人？

當我們繼續談論他的獲獎研究時，這位 2008 年諾貝爾經濟學得獎者的描述便開始。他於 1977 年在麻省理工學院獲得博士學位並成為一名教授，並在此建立了嚴謹的經濟模型。再加上他清晰、簡潔的寫作風格，這就是克魯曼。他覺得紐約這個移民大熔爐幫助塑造了他對經濟學的態度。

克魯曼認為他的職業生涯是幸運的意外，就是在正確的時間出現在正確的領域。考慮到他在所有正確的時間和領域都做了重要的研究，並以他為美國政府所做的工作為例，這是一個謙虛的觀點。

他 29 歲時獲任命為美國政府高級國際經濟學家，哈佛大學榮休校長拉里薩默斯 (Larry Summers) 則獲任命為高級國內經濟學家。作為共和黨政府的民主黨人，這位年輕經濟學家將這份工作視為一個機會，讓他可以更深入地了解經濟和政府的運作方式。

克魯曼的作品是內容與風格的獨特結合。他基於對單獨案例的見解發展了一種理論，而不是基於更廣泛的概括。他用盡可能簡單的模型來把握理論的本質。至於內容方面，他關注的是國際貿易中收益遞增的概念，借鑒了經濟學先驅亞當·史密夫（Adam Smith）和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的著作。

他說：「當我想到大約 1980 年前的國際貿易理論時，就如一個古老的笑話，說的是一個醉漢把鑰匙弄掉，然後在燈柱下尋找鑰匙。有人路過並問：『你把鑰匙丟在這裡了嗎？』他說：『不，我在黑暗小巷裡弄掉鑰匙，但我在那裡甚麼都看不到，這裡有足夠的光線，所以我在這裡找。』」

他繼續說道：「較早的理論假設完全競爭的存在。大規模生產沒有任何優勢，而假設這一點的原因是我們知道如何為完全競爭建模，我們知道如何進行分析。這是簡單的經濟學。」

為甚麼我們應該提出正確的問題並挑戰國際貿易中的傳統智慧？

幾乎每個人都避免處理為收益遞增建模的複雜問題，其中包括多個均衡 (multiple equilibria) 的可能性，以及將靜態模型轉換為動態模型。這位經濟學家相當實事求是地談論他的開創性研究。他說：「我的獲獎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關於尋找新的分析工具與相應的現實世界問題之間的交集。我沒有從一個問題開始，然後試圖找到一種方法來分析它。我主要從一個工具開始，然後發現它可以應用到的問題上。」

克魯曼起初以知識分子的身份研究減少不平等的問題，而不是從純粹的學術立場來解決這個問題。他說:「有些事情我們知道可以做，有些事情我們認為可以做，這兩類事情都應該做。通過再分配、稅收和財富轉移，向較富裕的人徵稅來取得資金，並以某種形式向沒那麼富裕的人提供基本收入。我們可以這樣做。但我們知道，廣泛的事情已經做了，而沒有證據表明做得更多的國家付出了任何實際代價。」

我們能否制訂政策讓人們的生活更美好？

雖然沒有萬能藥可以解決世界上的問題，但克魯曼相信世界面臨的許多問題都可以通過相關的經濟工具和方案來解決。然而，所缺乏的是解決這些問題的政治意願。這正是克魯曼如何看待他心目中最大的挑戰，氣候變化。

克魯曼的講故事方法是甚麼? 它是如何發展的？

無論是針對學術對象還是普羅大眾，克魯曼總能找到講故事的方式。在童年和青春期，他培養了對歷史和科幻小說的熱情。由此產生了一種渴望，希望講述關於人的故事、他們互動的方式以及由此產生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