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有人說過,經濟學這個專業是象牙塔,脫離普通人的日常關注,全神貫注於理論模型和方程式。然而,如果你詢問經濟學家,他們不僅會質疑這種說法,你會發現他們正在探索的許多核心主題正是公民、政策制訂者和納稅人等人也在問自己的問題。財政政策能否促進經濟增長?各大央行和貨幣政策對社會的真正影響有多大?財政政策對企業有何影響?

平衡預算與印鈔: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區別

諾貝爾獎得主芬恩·基特蘭(Finn Kydland)因其對動態宏觀經濟學的貢獻於 2004 年獲獎,他對商業週期背後的動力和經濟政策的時間一致性組成部分進行廣泛研究。他發表近 50 篇論文,當中大部分專注於貨幣政策。

「貨幣政策主要包括控制新貨幣創造的速度,至少在長遠而言,通脹率取決於貨幣存量增加的速度。」基德蘭說。「財政政策與政府預算直接相關。政府需要購買一定數額的商品和服務。他們亦須支付未償債務的利息。他們需要像平常人一樣從某個地方賺取金錢,也需要平衡預算。我們的支出不能超過收入。他們主要通過各種形式的稅收獲得收入。他們可以通過借錢來彌補潛在的差額。」

「這一切的所有行為,就是我們所說的財政政策。」他繼續說道。「現在,決策者對這兩種類型的政策的看法都影響著他們今天所做的事情。因此,例如在貨幣領域,如果你認為央行將加快他們創造貨幣的速度,價格今天就會開始上漲。只要人們相信,價格就不會等到實際加速發生。」

如果一個國家加快印鈔速度,就會面臨惡性通脹的風險。惡性通脹是指商品和服務的價格急劇上漲,但貨幣的實際價值卻在下降。這發生在 1920 年代的德國和 1980 年代的幾個拉丁美洲國家。惡性通脹亦是委內瑞拉自 2016 年開始經歷貨幣不穩定的原因。據彭博社報導,委內瑞拉目前持續四年的惡性通脹是世界上為時最長的惡性通脹之一。

我認為,總括而言,財政政策對實體經濟的可持續增長非常重要。
–芬恩·基特蘭

「就財政政策而言,尤其是稅收政策,關於創新活動和創造新資本、新工廠、新機器、寫字樓等具前瞻性、促進增長的決策,都是需要高昂成本才能進行的經濟活動。」基特蘭說。「回報是政策結束後才會出現的,這就是財政政策非常重要的地方,因為這些回報,未來兩年、三年、五年、十年後,納稅申報後才出現。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我認為,除非出現緊急情況或其他情況,否則財政政策對實體經濟的可持續增長非常重要。」

50 年的經驗

2011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共同獲得者湯瑪斯·薩金特 (Thomas Sargent) 和克里斯托弗·西姆斯 (Christopher Sims) 同意財政政策的實際重要性,並討論財政政策如何促進經濟增長及其局限性。

「某些類型的財政政策可以產生更直接的影響。」西姆說。「如果經濟體當中存在很多未使用的資源,政府可以聘請人才迅速開展建設。財政政策在這些情況下,為經濟運作帶來延遲反應非常少。相反來說,通常延遲了實施財政政策變化的是政治過程。」

「財政政策具有影響經濟的巨大能力,因為當中牽涉稅收和支出。」薩金特也表示同意。「央行只是配角。這是你不會在新聞聽到的,但大致來說,那是經濟的原點,如果你了解各國政府如何對人們產生巨大影響,那就是通過財政政策,即是稅收。或許我不應該這麼坦白,但這是確切的事實。」

這個具爭議的評論植根於這樣的一個事實,所以經濟學家並不總是採取這種立場。20 世紀最重要的經濟論文之一是米爾頓·佛利民於 (Milton Friedman) 1968 年發表的《貨幣政策的作用》 (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佛利民在論文提出,央行無法長期影響失業率或利率。他寫道,貨幣政策可以做的是防止貨幣本身成為經濟干擾的主要來源,並為經濟提供穩定的背景。

「政策對經濟狀況作出回應,因此利率變動是因應經濟中的其他因素而發生變化。」西姆斯說。「但是,當採取政策行動時,經濟就會跟隨變化。從這個角度來說,兩者之間形成相互關係。」

如果你了解各國政府如何對人們產生巨大影響,那就是通過財政政策,即是稅收。
–湯瑪斯·薩金特

不確定時期的經濟政策

西姆斯使用監管方法建立了模型,表明一般情況下收緊貨幣政策需要大約一年的時間才能對商業活動水平產生全面影響,比對通貨膨脹產生全面影響的時間略長。

在為不確定時期、衰退或流行病等事件建模時,這些類型的方法和估計很重要。

「我們其中一個問題是,當經濟陷入衰退時,由於缺乏數據,我們通常至少在實際發生後大約 6 個月才知道這種情況已經發生。」西姆斯說。「因此,即使是財政政策,即使實施得很快,也往往來得有點晚,這就是為何我們會出現衰退,因為如果我們知道衰退甚麼時候來,我們就可以採取行動來避免出現這些情況。」

「這就是各大央銀行認為他們需要預測利率變化和通脹變化的原因之一,因為他們知道他們採取的任何行動只會對經濟產生緩慢的影響。」他繼續說道。「如果他們等到實際通脹遠低於或遠高於他們的目標,那麼要回到目標將需要很長時間。」

雖然財政和貨幣政策對企業和經濟整體健康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但貨幣政策與平等之間的聯繫是經濟學家正在探索的一個新領域。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 認為,沒有靈丹妙藥可以消除過去幾十年來造成和持續存在的不平等現象,但他確實看到了多項政策的機會,只要齊心協力,就會產生重大影響。他認為累進稅、政府開支計劃、退休保障和獲得醫療保健的權利是我們需要更好政策的幾個領域。

「平等確實涉及政策的各方面。隨著不平等已成為我們社會的主要問題之一,我們必須明白政策如何影響不平等。」斯蒂格利茨說。「例如,在過去的央行中沒有人談論貨幣政策如何影響不平等。但是,今天我們意識到貨幣政策在加劇不平等和財富方面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央行根本不能忽視其政策對不平等的影響。」

今天,我們意識到貨幣政策在加劇不平等和財富方面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央行根本不能忽視其政策對不平等的影響。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基特蘭還認為需要新的承諾和政策影響,以確保財政和貨幣政策用於長期穩定。

「我們需要一種承諾機制,讓政府承諾在一段較長時間內實施良好政策。」基特蘭說。「這種承諾機制的最佳例子,便是讓央行獨立於政治壓力的想法。事實證明,如果你根據央行的獨立性為國家排名,那麼在獨立央行的領導下,貨幣政策往往更加溫和。」

「在財政政策領域,這要困難得多。沒有甚麼類似於中央銀行執行財政政策。」他說。「財政政策由投票決定。如何致力於未來良好的財政政策是我最近特別重視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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