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格斯·迪頓爵士

很少人爭論在社會上 1%的富人是否存在。不難想像，除了經濟上的成功，這些富人還獲得幸福和健康。安格斯·迪頓爵士有更深的了解。他能解答近乎哲學的問題，但對貧困和幸福的研究則很大程度基於經濟學的觀點。

他堅定認為，捐助國不能脫離國內關注而發揮對外援助的作用；由美國主導的世界銀行就不算是真正的世界銀行；一個國家即使取得經濟增長，大多數民眾仍可以營養不良。

看迪頓的著作時，有三個字格外搶眼：The Great Escape。這可能是他一生的代表作，亦可成為我們的行動目標，讓每個國家的人實現幸福和繁榮的夢想。迪頓是一名蘇格蘭移民，他的領結在一身西裝中最為搶眼。他在窮困環境中成長，很快明白教育和勤奮工作是力爭上游的關鍵，亦可望為每個人帶來更富裕的生活。

迪頓的經濟分析觀點源於他的背景。但他在事業上的研究則別樹一格。他的文章影響深遠，諾貝爾獎委員會高度評價他提出的每項研究成果，最終給予他諾貝爾經濟學獎為他的終身成就獎。

安格斯·迪頓爵士

諾貝爾經濟學獎，2015年

通往他白色木屋住所的那條街道，就像諾曼·洛克威爾(Norman Rockwell) 的畫作呈現眼前一樣。灑水器向著修剪整齊的草坪灌溉，孩童在車道上打籃球，而小松鼠則避開巨大的球場。如果美國夢還存在，正是這裡。透過他客廳的窗戶，您可聽到這位經濟學家在彈奏他的三角鋼琴，那是貝多芬的月光奏鳴曲。但迪頓並不認為他的富裕是理所當然，他成功來到新澤西州普林斯頓的奮鬥史相當漫長。

他說:「我們很難改變過度簡化的觀點，即如果您很窮，而我很富有，我給你金錢就能讓你過得更好。這對國家層面不起作用。」

在一場關於對外援助、全球化和獨裁統治的深入對話中，迪頓指出如果美國國際開發署或世界銀行向某個理應獲得援助的國家提供捐款，在他看來，只是向一個破碎的系統注入資金。他認為當獲得外國捐款後，政府將向捐助國負責，而不是該國家。結果，這會改變有關政府的運作，最終扼殺應有的發展。

對外援助是無底深潭嗎？

「假設你住在一個小村莊，有人搬進隔壁。」他說。「那人是奇怪邪教的教徒，有奇怪的宗教信仰，例如他視妻子為奴隸。那妻子很可憐，含辛茹苦。因此，你希望做一些事，改善那婦女的生活，對吧？對外援助就像把錢給予她丈夫。這樣難以有任何幫助，原因是問題在於那個可憐的人，即這例子中的妻子，她受制於與某人的強權關係，而對方並不希望她好過。我認為: 「將很多國家的窮人想像成受制於這種強權關係的人」是很好的比喻。

貧窮是非常複雜的問題，不是純粹缺乏資金或投資的問題。例如，印度的經濟正高速增長，但對迪頓來說，這並不表示該國正在改善民眾的生活。

「您可以有很多錢，但健康很差，認為自己很貧窮。」他說。「印度兒童營養不良，但民眾的收入和消費卻在增長。」

正如迪頓在童年時期目睹的情況，收入少並不一定代表貧窮。「在我成長的年代，我們的環境不是很富裕。」他回憶道。「但我不認為我覺得自己很窮。我們沒有車，但我們可以渡假、沒有住在可怕的貧民窟，而是住在愛丁堡一個非常優美的地區。在 60 年代的英國，不是很多孩子能上大學。」

我們如何衡量貧窮？

迪頓坐在客廳的椅子上，室內散發著歐陸時尚氣息。表面上看，家居佈置展現一般的富裕景象。四周都是珍貴的古董，但他將快樂描述為複雜的問題。「我的人生遇過很多快樂的事嗎？對的。」他說。「我的人生遇過很多難過的事嗎？對的。我的人生遇過很多悲哀的事嗎？對的。所以我認為美好的人生，實際上既有很多不如意，亦有很多快樂。」

迪頓的父親一生充滿艱辛，成為了迪頓個人價值觀的基石。除此之外，迪頓一生還遇見過很多感動他的人。他可能會談到盧旺達的人，或他曾遇見小時候沒鞋穿而現在成為了富豪的中國人。童話故事？不，但證明脫貧是可能的。「很多人成功脫貧，」迪頓解釋說，但他堅定認為若要幫助社會改變，就不能單靠一個人要改變。

迪頓問道，富裕國家何時應停止向貧窮國家提供損款，又如何能展開投資造福所有人？到底是否存在一種無私而有用，能為每個人帶來福祉的援助？

醫療似乎是明顯例子，但亦顯示各國如何優先看待自己國民的健康，原因是資金多用於研究影響特定人群的疾病上。他認為: 「例如比起真正影響美國人的癌症或心臟病研究，美國並沒有投入大量資金研究瘧疾。」

他亦舉出一個例子，確實說明富裕國家在援助上並非完全失敗。全球愛滋病危機促使援助資金投入開發抗逆轉錄病毒藥物，以幫助愛滋病毒呈陽性的患者。國際社會可向這些過去的成功經驗學習，並在類似情況下仿效。

我們應否提供免費國際醫療保健嗎？

當某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停滯，而不平等加劇，就會讓人感到被遺忘。民眾會化憤怒為動力，去爭取另一種政治局面，而民憤最終往往對人類造成傷害。無論是右翼的排他主義，或是左翼激進主義，都會演變為最殘酷形式恐怖主義，結果都會對所有人造成影響。

因此，像迪頓這樣的經濟學家提醒我們，考慮自己以外還要考慮其他人。他提醒我們，人類沒有什麼普世通用的理想主義，不是所有人都認同和平與關愛這理想。我們必須要足夠包容，關注那些憤世嫉俗之人的需求，並想方法令他們改變這些感受。

「相比我在美國看到的情況，我們應對那些被遺忘而面對困境的人給予更多同情。」他說。

讓美國再次強大？迪頓猶豫一下，顯得憂心忡忡。「我寧願現時的政制再次為那些被遺忘的人服務，而不是嘗試全新的政治形式。」對迪頓來說，不僅美國如此，歐洲亦如此。「我不知道什麼是全新政治形式，法西斯獨裁在我看來，並不是令人嚮往的新政治形式。」他若有所思地說。

為什麼不平等會導致法西斯主義？

迪頓作為經濟學家，與別不同，他是少數並非因某項特定研究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獎者之一。2015 年，他廣泛的研究題目帶來對消費、貧困和福利的全新理解。然而，他獲獎的同時亦需要付出代價。迪頓承認他做不到自己期望的好父親，他經常因為沒有足夠時間陪伴子女而感到內疚。他說，豐盛的人生伴隨各種情緒和爭扎，而這類情緒存在於社會每個階層。

我們可能有很多需要憂慮的因素。不過，迪頓每次談話都會在結束前為大家留下發人深省的觀點。「我父親在 1918 年生於英格蘭的礦村，鑑於現時的科技進步，他的曾孫兒女可能在 100 年後還活著。」他說。「這對我們一家來說是很大程度的脫貧：通過教育、通過移民、通過努力工作，才得以實現。」

我們真的比祖輩有更多機會獲得更佳的健康和幸福嗎？沒有人確實知道。不過，我們確實有多元廣泛的成功機會。當迪頓回到家中的辦公室，亦是時候離開「美國夢大道 (American Dream Avenue)」。現在是準備回去努力工作的時候，這個世界不會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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