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爾·卡尼曼

你可以稱丹尼爾·卡尼曼為經濟學獨角獸。身為一名心理學家，他對哪些批評「經濟人」 (Homo economicus) 的人產生深遠影響。「經濟人」這概念認為人們的經濟決策總是完全理性，而非展示人們實際上是如何作出決策。他的見解徹底改變這個範疇，為現在所稱的行為經濟學奠下基礎。

如果我們想要理解和塑造經濟系統，卡尼曼指我們需要先了解當中的人類。卡尼曼和他的長期合作夥伴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都將他們的學術生涯奉獻給了圍繞判斷和決策制定的心理現象，建立一種人為錯誤是基於啟發和偏見的新思考方法。

儘管卡尼曼強烈否認，但他被譽為當今最重要的經濟學家之一。

丹尼爾·卡尼曼

2002年瑞典中央銀行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學獎

當你跟卡尼曼的預約到來時（可能需時長達一年），你希望一切都完美無缺。包括鮮花、舒適的座椅、午餐，甚至是合適的室溫。在傾盆大雨中，曼克頓市中心的一間酒店前等待卡尼曼，正試圖找他的豪華轎車時，突然有人在你肩膀上輕拍了一下。「你好，我是丹尼爾。」嗯，他到了。披著一件黑色長外套，搖著濕漉漉的雨傘。他安步當車。

在令人不快的天氣乘坐的士可能會帶來快樂，實際上，卡尼曼卻認為快樂是他職業生涯中最大的失望，至少在他的研究結果是這樣。他臉上帶著懸念說道：「我非常期待能找到的哪一件事，但我們發現恰恰相反。」卡尼曼指的是一天重建法（DRM），這是他發明的一種過程，至今仍在使用。一天重建法評估人們如何渡過一天並專注他們的情緒。

他說：「我們確信，如果我們比較好學校與差學校教師，我們會發現情感上的差異比滿意度的差異大更多。但事實證明卻恰恰相反。我們發現，人們在貧窮中情感上是痛苦的，但超過一定程度的貧窮，痛苦程度就不會再有任何差異。但就生活滿意度而言，當擁有的越多，對自己的生活就越滿足。」

總而言之，卡尼曼對如何設計幸福方面的調查持批判態度。整體的談話結果可能會因為由政治問題開始而導致結果未如人意，或因為特定措辭可能會改變對話的進程。

這不僅僅是問的問題，還有我們提問的方式。

心理學上的單一個問題具有高度相關性，但並非沒有爭議。他以琳達為例。我們所知道的是，她今年41歲，曾修讀哲學，積極參與政治運動並於反核抗議活動中遊行。卡尼曼開始說道：「問題是，她成為銀行出納員的可能性有多大？或者，她作為銀行出納員而同時活躍於女權運動的可能性有多大？」他說: 「九成的受訪者認為她是女權主義的銀行出納員的可能性更大。但這並不符合邏輯，因為如果她是女權主義的銀行出納員，她一定是銀行出納員。你可以給人們提示，這樣他們就不會犯錯了。」當中牽涉的不僅僅是你所提出的問題，還有你提問的方式。

卡尼曼在1950年代的以色列軍隊服役時遇到了這個問題。他發現招募者非常依靠直覺。他作為心理學家的第一份任務是大幅重整這招募程序，而更新過的程序至今仍然被使用。他說：「人們被要求不要擔心那個人的總體印象，而要針對某些特徵提出具體且非常詳細的問題」。他解釋指，被評定的六個特徵包括守時或男性自豪感等。評定應徵者這些特徵後，招募者閉上眼睛寫下總體評價。

他說：「直覺是沒有問題，但你不會想太早以直覺行事。這就是我們今天正在研究的事情。並以完全相同的方式為在企業或政府的決策者制定指南。將問題分解為多個元素，並將直覺放到最後。」

在談及基於判斷的研究時，他用了一個關鍵字詞：雜訊。他說：「判斷遠遠不如大部分人所想像般穩定，並較想像的要 嘈雜得多。我把雜訊稱為無形的問題。直覺在錯誤及正確時的感覺相同，這就是問題所在。」

卡尼曼稱企業為製造大量決策和判斷的工廠，減少雜訊非常重要。他說：「如果你要與不同的人一起作出決定，降雜訊技術就是讓每個人在討論前寫下他們的答案。否則第一個發言的人會有很大的影響力。」

在企業中，判斷和決策方面亦存有另一個常見的誤差，卡尼曼稱之為固有傾向。

他補充說，這些人通常亦相對願意冒險。他說：「他們是把事情完成的人。作出幾個成功決定後，就令人認為他們無所不能，並再進一步晉升他們。」

面對風險時，我們能相信自己的判斷嗎？

如要理解決策，人們先要更了解自己的思考方式。卡尼曼後來稱之為「兩個系統」的研究，始於實驗室中靈光一現的時刻，更出奇地是利用一隻眼睛。

他說：「這是衡量腦力的最佳方法。」卡尼曼稱觀察測試對象的瞳孔狀況為他遇到的「最優雅的發現」，他亦強調它比心率、血壓或皮膚電導率更有效。當被訪者被問到一個問題時，她的瞳孔會放大和收縮。但他無意中在她和坐在實驗室裡的某人交談時，發現她的瞳孔沒有放大或收縮。他說：「交談比記住你的電話號碼更容易。我對於我的的觀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甚麼是費力，甚麼是不費力的。」

卡尼曼後來開發了這兩個系統描述我們的大腦如何運作。「系統一」界定我們思維中毫不費力、直覺的部分，而「系統二」則解釋需要付出努力的那種專注。他興奮地說：「我最喜歡的例子是當汽車左轉進入車流時，你會停止談話。」當你把精力集中在一件事上，就不能同時處理其他事情。系統一並無這個限制。」因為在生活中，我們憑直覺學習並應用這個系統。

關於人們的思考，他們需要了解甚麼？

在作出決定時，我們可以在這些系統中選擇。卡尼曼說：「你可以跑，亦可以步行。我們的大腦運作就像是緩慢步行。在大部分情況下，大腦運作都是不費力的。我們可以集中注意力，但大部分情況下我們並不喜歡集中，甚至會選擇逃避。」他補充道：「聰明人可以更容易擺脫懶惰，毫不費力地解決許多問題。」

卡尼曼分享了一些關於如何作出重要決定的建議。「你應該放慢腳步，並應當聽取特定人士的建議。一個對你有好感但又不太在乎你感受的人。這個人更有可能給你寶貴的建議。」

是甚麼左右了我們的決定？

卡尼曼指出，人們在作出財務決策時必須格外謹慎。例如，當那些對金融系統知識甚少的人要決定為退休購買哪些股票，卡尼曼看作為風險，甚至危險。他調皮道：「這變得很愚蠢。個人投資者是理性的這個假設，會導致嚴重的錯誤。」

憑藉卡尼曼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展望理論」研究，他倡議改變我們在面對風險（尤其是金融風險）時思考決策的方式。他和特沃斯基發現人們不是具有遠見去考慮效用最大化 ，而是對收益和損失方面的變化作出反應。他說：「收益和損失都是短期的。對收益和損失作出反應令人們產生即時的情緒失應。這對決策質素產生巨大影響。」

他認為，當人們想到未來，他們想到的是不久的將來，而不是遙遠的未來。將假設人們的行為從希望獲取長期財富轉變為不想明天賠錢，這大大改變我們對行為的理解。「人們對損失的痛恨遠遠超過對收益的享受。人們討厭損失。」

作為一名心理學家，卡尼曼研究我們的信念從何而來。尤其是閱讀新聞時、面對宗教衝突和歧視以及政治選擇的戲劇性後果時，他的思緒又回到單一問題的心理學層面。

民粹主義的信念從何而來？

為何人們相信這些結論？部分原因是我們所愛和信任的人相信同樣的結論。卡尼曼稱之為「情感連貫」。它在心理上是連貫的，但並不代表具有確鑿證據。他說，投票受情緒驅動，而最強烈的情緒之一就是憤怒。它導致人們尋找共同的敵人。

卡尼曼分享他在巴黎度過童年的故事，身為猶太人的他在世界第二次大戰中成長。他說：「我穿著有猶太星標誌的毛衣和朋友出去玩。他的朋友會把它翻轉，令人無法看到毛衣上猶太星標誌。」他繼續說道：「我看到一名身穿黑色制服的德國士兵，我知道這是最糟糕的。我們走向對方，然後他叫停了我。我擔心他會看到毛衣裡面的星星，但他沒有。他擁抱了我，並給我看了一個小男孩的照片，還給了我一些錢。」隨後兩方各走各路，但這種互動的意義至今仍存在他心中。「這顯示了人性的複雜。他可以輕而易舉地殺了我，但在那種情況下，他只是一個小男孩的父親。」

即使在現今社會，卡尼曼亦知道社會並無歷史記憶。各方都使用強大的情緒觸發器，他們訴說人們的恐懼，並將他們的憤怒引向未知之境。

我們能到達一個可以避免過去錯誤的地方嗎？卡尼曼說他永遠是一個悲觀主義者，無法解決這些問題。但是，正如他所說，這並非他的工作。他說：「我只是一名心理學家。」他重新穿上黑色外套，打開雨傘，走進傾盆大雨中。在這種情況下，這絕對不是一個懶惰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