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士·布坎南

這位經濟學家占士·布坎南（James Buchanan）並非美國第 15 任總統，而是公共選擇理論的佼佼者。不過，其理論與政治的聯繫也是顯而易見的。布坎南的研究改變了政治決策的結構，著眼於應該如何更改憲法規則以及應賦予政治家多少權力。儘管他在整個專業生涯中都保持局外人的角色，但他從根本上改變了經濟學家對政治進程本質的思考方式。他經常主張縮小政府規模、降低赤字與減少監管強度。

占士·布坎南

1986年瑞典中央銀行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學獎

還是年輕的公共財政研究員布坎南，在芝加哥大學首次讀到了瑞典經濟學家克努特·維克塞爾（Knut Wicksell）的研究著作。他形容這是他職業生涯中最激動人心的明智時刻，也是他在 1986 年獲獎之旅的起點。維克塞爾提供了另一種方式來看待政治決策的結構，並鼓勵經濟學家將政治家視為普通人而非聖人。

政治家如何工作？

布坎南在辦公室擺放了一張維克塞爾的照片，決定致力於研究政治家和官僚的自身利益如何影響其決策。他說：「擁有了維克塞爾的智慧，我敢於挑戰仍佔主導地位的正統觀念。我倡議一眾經濟學家們先假設一些國家和政治的模型，才繼續分析各種政策措施的影響。」

儘管公共選擇理論並非經濟學的新分支，布坎南仍然成為這領域最有力的支持者和佼佼者。按他所言，公共選擇理論給予「對政治現實的新見解」。他強調，將政治家視為仁慈的公務員，希望他們使世界變得更美好，並以整個群體的更大利益作為他們的唯一目標，這種看法過於簡單化。

布坎南說：「很多時政治家確實會努力提倡他們認為符合整個群體利益的事情。從某種意義來說，他們就像我們所有人一樣: 他們以一己之利為重，就如商人。」

為甚麼民主不能順利運作？

在布坎南的研究發表前，沒有經濟學家認真考慮過這想法。經濟學把市場參與者視為追求最大化效用的個體，或者換句話說，消費者正嘗試用最少開支換取最大價值。 不過，政治行為沒有以相同方式分析，布坎南知道在生活其他方面自私的人，在其政治生涯中也會如此。因此他強調民主並不總是像預期般完美。他建議對政治家的權威或權力設限。布坎南說：「他們將基於規則運作，因此我們需要在制定規則結構時就考慮到這一點。」

如何能修改憲法規則？

布坎南經常形容政治是一場遊戲，憲法就是遊戲規則。在他的研究中，他檢視了修改憲法結構的方式。他說：「我們必須有一個強而有力的政府。但我們可以以憲法、權力分立、聯邦結構、地方單位之間的競爭去限制政府權力。」

在限制之內的自由主義者

身位一名金融經濟學家，布坎南主要研究稅收政策、政府支出及公債。他的部分研究是關於政府應該掌握多大權力的問題。他強烈認為，政府過於關注對權力的掌控, 是對自由的威脅。他說：「政府會愈來愈具有侵入性、榨取更多税款、管制各種活動，同時又無法讓自己的財政狀況井然有序。」

對布坎南來說，瑞士是一個制衡有效運作的國家典範。他說：「很少有人抱怨社會不公，沒有像極端龐大的政府或強大的中央官僚機構，政府對人民生活的干預程度微乎其微。這是我看重的。」

民眾應如何參與政治進程？

布坎南相信人們能有秩序地參與政治討論，並拒絕將反叛作為一種行動方針。他說：「為了使社會運作暢順，首先要遵守現存的規則，再逐步嘗試改變它們。」他還建議：「大家都應該對那些聲稱有權告訴人們應該如何安排生活的人持懷疑態度。」

他說：「在政治進程中，憲法必須能夠平衡所有人的利益，設法達成一套規則，令我們可以繼續做自己的事，而又不會對彼此造成太大的負面影響。」

瑞士能否成為歐盟的模範？

與同期其他經濟學家相比，布坎南與歐洲研究人員和學術界有著密切的聯繫。他在意大利和英國待過一段時間，以便更深入了解各國文化以及在歐洲大陸，個人與國家之間的關係。

歐洲邁向真正的一體化

在 1980 年代，布坎南感到歐洲人似乎不願意犧牲國家主權，他希望這種情況能夠改變。他說：「歐洲可能會因此錯過本該有的契機。在一個聯邦結構內，民族國家仍可以是非常重要的自治單位。」

儘管布坎南的研究處於主流經濟學之外，但他並不介意。他解釋：「我從來不追趕潮流。」

他出生於田納西州，畢生住在南方，在遠離美國常春藤盟校的維珍尼亞州費爾法克斯的喬治梅森大學任教和研究。他從未為政黨提供建議或進入政府任職。他說：「我可能是你能找到最接近的象牙塔學者 (脫離現實生活的學者)。」

他享受在維珍尼亞農場時那種與世隔絕的感覺。他說：「我種菜養牛，自給自足。我不想依賴他人。」

1989 年柏林圍牆倒下，西方世界改變神速，他的悲觀想法動搖了。他說：「人總會有悲觀的空間，但我們需要樂觀，我就是如此。共存於個人自由、合理的繁榮、和平與公義。這並非科學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