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從不迴避尖銳問題。這位200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曾出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和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無論「紳士約瑟夫」登上哪座山，他總能攀上頂峰。

作為公眾演說家，他因解決我們當代最艱難的問題而登上報刊頭條。他直截了當誠實地辯論氣候變化、金融危機、歐元區和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等話題。他曾在《金融時報》發表文章，並曾接受全球幾乎所有電視台網路的採訪。這位經濟學家是一位思想領袖，他敏銳的頭腦與高尚的道德標準相得益彰，每當他談到市場的不完美時，他都會為窮人發聲。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斯蒂格利茨將全球社會的不平等視為他口中「被錯誤統治的經濟」中最嚴重衝突的根源。

我們為何要花錢給他人結賬？

這位經濟學家指出並認為，我們社會中收入最高百分之一的人應對貧富差距擴大負責。

「讓我舉個例子。」他坐直身說道，並開始談論量化寬鬆政策，即國家的中央銀行向其經濟體注入新現金。「我理解驅使這政策的原因，但想想其運作原理。這政策基本上使經濟流動性泛濫。事實上，投資佔 GDP (本地生產總值) 的百分比較低，而這支撐著股價。」

他問：「當股價上漲時，誰是贏家？那些擁有股份的人。即是誰？即是社會上層的人。依靠政府債券的貧困退休人士呢？債券的利率下降了。這項政策不但沒有帶來更多的增長，反而導致更多的不平等。」

我們如何解決收入不平等問題？

斯蒂格利茨專注於統計數據，而非經濟發展的題目。他說：「美國中產的收入低於 25 年前。全職男性工人的收入中位數低於 40 年前，而基層的實際工資低於 60 年前。」

這位經濟學家對讚揚福利計劃的政治家嗤之以鼻。他說：「這些工人並不想依靠福利生活，他們想自力更生，但我們的經濟制度卻辜負了他們，他們生氣是對的。」

斯蒂格利茨認為那些感到被遺忘的人的憤怒，是市場失靈的自然社會反應。最近的個案是 2008 年的金融危機。在誰該負責的問題上，斯蒂格利茨毫不猶豫。

斯蒂格利茨說：「我的理論解釋了監管的重要性，且由於金融市場的核心問題之一是收集資料，我們不應期望金融業能好好運作。任何研究歷史的人都知道他們一再表現欠佳。所以，對我而言，那些讓銀行家表現如此差勁的放鬆監管政策，或多或少應歸咎於那些說我們不需要監管的經濟學家。」

在任何重大經濟動蕩後，人們均傾向尋找罪魁禍首，一個可以承擔責任的代罪羔羊。這提供方便簡單的敘述和解決方案：有錯誤，就糾正那個錯誤，問題就不會再發生。代罪羔羊的處理方法危險在於它並不完整。危機是存在複雜原因的複雜事件，當問題的其他成因被忽視時，採取簡單的代罪羔羊解決方法就可能會產生危險的自滿態度。

瑞銀經濟學家的觀點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正確將銀行業確定為 2008 / 2009 年金融危機的主要成因。毫無疑問，在銀行工作的人犯下了重大錯誤。然而，將所有責任歸咎於銀行及其放鬆監管的遊說工作，並相信未來的重新監管是抵禦未來危機的堡壘，似乎是對危機成因作出了危險的狹隘解釋。

銀行共同追求放鬆監管的想法引發危機，但任何在銀行界從事過的人都可證明一定程度的指導和協調並不存在。銀行確實希望放鬆監管，許多政治家在意識形態上亦表示贊成。信貸週期支持繁榮，繁榮總能得到政治青睞。的確，政治家甚至曾指責銀行在危機前幾年並無採取足夠措施向低收入人士提供貸款。他們要求銀行停止使用「不合理的信用衡量標準」。他們威脅不向某些低收入群體提供貸款的銀行會面臨罰款。

除政治家外，還有兩個群體亦必須承擔部分責任。在金融危機發生前的幾年，媒體（尤其是金融媒體）積極支持槓桿借貸，並嚴厲批評那些奉行更穩健的銀行政策的人。由於媒體報導，無論其準確性如何，均會對企業股價產生影響，故銀行管理層的判斷標準亦偏向冒險。銀行管理層的行為受到這種風氣的影響。最後，就借款人本身而言，有人可能借貸過高金額（雖然社會壓力和日益嚴重的收入不平等亦有可能有令此加劇），但他們仍應分擔部分責任。

所有這些都不得否認銀行和不足夠的監管合謀製造了這場危機。然而，只將重點放在銀行業而忽視或免除其他因素的處理態度，可能會引發另一場危機。媒體和政治家促使銀行承擔風險，甚至是過大的風險。社會迫使借款人借入不切實際的金額。總括來說，採納一個比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的提議更廣泛的危機成因評估是較謹慎的看法。

經濟學家在金融危機中扮演了甚麼角色？

斯蒂格利茨不相信經濟可以在一夜之間修復，但他說使經濟恢復強勁增長的議題是存在的。隨著越來越多被剝奪權益的公民向右翼政黨尋求希望，我們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這些議題。

他補充:「給工人更多的談判權、遏制企業的權力、建立更好的企業管治。限制金融界的力量。金融界從佔 GDP 2.5% 增長至 8%，惟沒有證據顯示我們整體經濟生產力有任何提高，卻有大量證據顯示不穩定和不平等情況已有加劇。」

斯蒂格利茨出生於 1943 年，當時經濟大蕭條剛過去幾年，他在印第安納州的加里度過童年，那是個窮困工業小鎮，充滿種族歧視、嚴重不平等現象和不定期的失業情況。他的父母鼓勵他做一些有益於社會所有人的事情。

斯蒂格利茨獲取阿默斯特學院的全額獎學金，修讀他最初心儀的物理學。他後來意識到，經濟學學位是他解決社會不平等問題的最佳途徑，因此開始在名校麻省理工學院攻讀博士學位。

在研究並經歷過經濟衰退、蕭條和金融危機後，斯蒂格利茨逐漸地成功打破了市場常常有效的想法。對他來說，這是因為市場以不完善或不對稱的資訊運作，意即是市場中有一方總比另一方擁有更好或更多的資訊。在斯蒂格利茨看來，這是造成經濟不平等的主要原因。這項研究令他與喬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和米高·斯彭斯（Michael Spence）共同贏得了 2001 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們一起開創了另一種思想學派，深深改變了經濟學範疇。

經濟學是基於欺詐嗎？

憑藉斯蒂格利茨獲獎的經濟框架，他揭發了更多制度漏洞，並找到填補這些漏洞的可能解決方案。他在研究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之間徘徊。他說：「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情況，我們需要適用於所有地方的基本規範。」

「發展中國家需要能夠追求發展。所以我認為，我們需要針對氣候變化的全球規則，規定如果造成污染，就不能進行貿易。你不能向我們出售由你工廠生產並會導致全球暖化的商品。」

我們怎樣才能讓全球化對所有人都有用？

如果你問斯蒂格利茨他怎麽能專注於我們未來經濟的所有不同問題，他會記起他人生中一個關鍵時刻。1963 年 8 月 28 日華盛頓特區。斯蒂格利茨是當時站在林肯紀念堂前，聆聽馬丁·路德·金宣讀《我有一個夢》名言的 25 萬人之一。

「那是寶貴一刻，不僅是演講的一刻，亦是對美國民主充滿信心的一刻。」但是，這位經濟學家承認馬丁·路德·金的夢想尚未實現，並開始反思。「我認為他沒有完全意識到出現經濟領域分歧的情況會變得多麼的壞。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的演講是我們歷史上的一個里程碑，亦是我們所有人思考國家發展方向時都需要考慮的事情。」

這充滿情感的反思很快就被他的助手打斷，原來他接下來還要與其他幾位教授會面。這位工作狂用最後的時間給年輕一代提出建議，分享了他從父母學到的金句。

這些金句是他成功的基礎嗎？他笑著說：「我想那是歸因多種理想主義。重點是你的行事和想法，或許還有一點點的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