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冠疫情影響全球供應鏈以至疫苗分配不平等和氣候變化同時發生，去年經濟面對的情況十分複雜。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審視是什麼減緩了增長，但同時也研究了推動我們前進的原因。
經濟增長很容易界定，但要量度並不簡單。本質上就是經濟商品與服務生產及消費的數量及／或質素的提高，通常歸類為資本、勞動力、土地和創業精神。不過，一個經濟體的國內生產值、通脹、家庭收入和生產力等等均需考慮。經濟會被氣候變化、金融危機或疫情影響，而新冠疫情絕對令經濟和經濟學家措手不及。疫情下的經濟增長 會怎樣？是否所有增長都受阻？
疫苗分配
疫苗分配
當新冠疫情從個別地區病毒肆虐演變成全球疫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高·斯彭斯（Michael Spence）觀察了不同國家及其經濟在不同階段和病毒變種下的起落。雖然全球經濟結構肯定受影響，但疫苗的出現改變了格局。斯彭斯表示：「已發展國家及一些新興經濟體得到疫苗，故得以迅速復蘇。各行各業開始復業，雖然不是回到先前的常態，但跟疫情經濟本身相比已經較為接近。其後，我認為只是數件事件拖慢了復蘇過程。病毒方面，新變種病毒的出現使疫情相關政策要再次實施，因而拖慢復蘇過程。有鑑於此，有能力負擔疫苗的國家推出非常高效的疫苗接種計劃，但無能力的國家的疫苗接種計劃則非常低效，對增長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這不單止拖慢該些國家復蘇，還令它們孤立無援，我們造成的情況令更多變種病毒可能會捲土重來。
這並非意味著我們不是處於復蘇模式，而是障礙和不利因素多過我們原本預期。
全球氣候變化
隨著天氣暖化，氣候本身為世界舞台增添憂慮。旱災、水災和山林大火全部同時發生。斯彭斯表示：「各類極端氣候事件發生的次數非常之多。如果你看看發生的地點，便會發現這些事件發生得很頻密，事態很嚴重，而且分佈全球牽連甚廣。德國、中國，任選一國亦然。」據斯彭斯表示，疫情深深影響全球供應鏈，極端氣候變化只有使問題惡化。他繼續說：「我們面對產出短缺、價格上升、積壓，實際上，每項林林總總的商品指標都反映問題的存在，所以很明顯是拖慢了經濟的復蘇進程。另外亦至少引發了圍繞通脹的討論，如果中央銀行不得不作出回應，還會進一步拖慢經濟復蘇。基本上，最好的解決方法是使供應鏈不受影響。這並不表示我們並非處於復蘇模式，而是障礙和不利因素多過我們原本預期。」
重大革變正在進行
雖然供應鏈受壓、積壓情況出現和復蘇階段不均，但斯彭斯亦注意到全球經濟體引入新科技，以及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採用現有科技。整個業界加速新發展，有些是基於必要。不管相關因由是甚麼，斯彭斯認為值得慶祝的理由多過憂慮。具體而言，理由有三個。
從微觀角度看高增長界別的世界，與用宏觀角度高空鳥瞰稍有不同。
他說：「至少有三項重大革變正在進行。其一是數碼革變。這並非新事，亦跟疫情無關。其二是能源過渡和應對氣候變化。其三較少談及，就是醫療保健和生物醫學科學革命。這些全都有非常強大的力量推動。」
斯彭斯繼續說：「疫情加速了數碼傳輸，基於明顯理由，我們要使本身的經濟體保持過往的運作程度，所以我們必須使用。如我們走運而且處理得宜，這可推動大幅經濟增長。即是我們協助人們面對技能過渡，我們就能夠使經濟運作熾熱，不缺需求。我曾說我們可能有真正的生產力繁榮以逆轉經濟下行趨向，這個情況將是全球性的，即使繁榮步伐可能並非到處相同。」
斯彭斯表示：「能源過渡會很艱巨。我認為我們已取得進展，並有頗多承諾，但並不表示容易令到主要市場參與者同心參與。不過，在過渡期內有些板塊會出現高增長。解決方案的需求龐大。同樣情況會出現在醫療保健。擴大覆蓋範圍、遠程醫療、遙距診斷，這方面由生物醫學科學本身強力帶動。從微觀角度看高增長界別的世界，與用宏觀角度高空鳥瞰稍有不同。」
現在我們體會到貨幣政策在加劇不平等和增加財富方面擔當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央銀行不能完全無視其政策對不平等造成的影響。
不平等的角色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認為，阻礙經濟增長的最逼切問題跟國內生產總值或失業率無關。他認為不平等是阻礙增長的核心問題。
斯蒂格利茨表示：「不平等成為討論議題是因為不平等一直增加，而且到達前所未有的程度。各種的不平等，如不平等收入和不均程度更高的財富不平等。健康狀況、獲取醫藥的權利及機會不平等。沒有單一的靈丹妙藥可以消除出現至今持續了接近半個世紀的不平等問題，但有多項政策會令情況非常不同。」
斯蒂格利茨繼續說：「我思考這問題時將政策分為兩類: (1) 減少市場收入不平等的政策以及 (2) 在接受消除市場收入不平等之同時，提高個人消費質素的政策。」必須確保提高稟賦平等、還有公共教育和良好的遺產稅，以免出現世襲金權政治。提高市場收入質素的另一部分是制定法例賦與工人更多權力，以限制壟斷權力。種種問題都跟競爭政策和企業管治法律等等有關。最後是如何確保大部分人口得到保障。這關乎累進所得稅及開支計劃的各種政策，使人人享有醫療保健、教育、退休保障和舒適居住環境。」
斯蒂格利茨表示：「平等的確牽涉各方面的政策。不平等已成為我們社會的主要問題，我們要研究政策如何影響不平等，使重心移向中央政策。以往，各國中央銀行沒有人會談論不平等。但是，如今我們意識到貨幣政策在加劇不平等和財富方面擔當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各國中央銀行不能完全無視其政策對不平等造成的影響。」
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對全球化問題有同感。雖然全球化整體被視為成功，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來說，但疫情的全球性質正好提醒我們不同的經濟體如何息息相關。
斯彭斯說：「不斷發展的多邊主義與開放全球經濟密不可分，這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絕對重要。現時世界有非常大部分的人口居於中等收入國家。他們會繼續走向成功和增長，但有一些國家起步較遲。部分國家面對管治挑戰，部分面對人口結構挑戰。若整體來看，它們各自有本身的挑戰。但全球經濟弄得一團糟，它們難以進入，世界就真的會出現多種發展速度。這是你不想見到的發展差異模式。」
斯彭斯說：「良好的多邊主義產出全球公用品，並在問題出現時加以解決。疫情、氣候變化，還會有其他問題，所以你需要一些機構擁有往績顯示它們有能力處理這些事。我認為第一步是重組這些機構及重新依重它們。我不是指要回復過去一模一樣。現時全球經濟重心已轉移到亞洲，我們不能再用以前方法行事。所以這是較複雜的，但必定要做到這重要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