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不平等有解決方案嗎？

全球不平等正在加劇。情況不僅是19世紀以來最差，而且在各個國家之內也變得更差，收入不平等達到歷史最高水平。制定解決方案的需要逼在眉睫。

圍繞不平等的辯論是我們這個時代討論得最多的題目之一。我們該如何分配資源，在一個經濟不平等如此巨大的世界中如何彼此相處？儘管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為潛在的解決方案提出許多不同的理論和評估，但正確的應用仍然遙遙無期。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撰寫了許多關於這題目的著作。他同意沒有簡單、一朝一夕的解決方法。但他確信，如果我們曾訂下導致經濟更不平等的規則，現在我們也應該可以重訂這些規則，使其更加平等。他說：「給予工人更大的談判權、限制企業的權力、建立更好的企業管治，並繼續監管和制衡金融行業。」他說的是美國經濟，自 1980 年代以來，收入最高的 1% 國民的收入上升了一倍。也是在同一天空下，全職男性工人現時的收入，相對來說還低於半個世紀前。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 是這領域的另一位專家。2015 年，克魯曼由普林斯頓大學轉到紐約市立大學（CUNY），並在那裡開始研究貿易理論中的不平等。克魯曼解釋：「如果認真對待舊的貿易理論，它實際上表明國際貿易中經常出現輸家。我們看到自 1980 年代起的貿易增長，把勞動密集的生產部份轉移到低工資國家。」

克魯曼提到中國的中產階層從全球貿易中受益匪淺，但為何我們不能向發展中國家的工人支付第一世界標準的工資呢？這提問很天真嗎？

他的回應是：「如果這是你的堅持，那麼你基本上就是說他們根本無法出口貨品。如果你問，消費者能否選擇購買在更好工作條件下生產的產品？是的，在某種限制上，我們可以這樣做。但在一個發展、技術及生產力水平不平等的世界中，這將會存在巨大的不平等。很多你買的東西都是由工資很低的工人製造。按照第一世界的標準，他們在惡劣的條件下工作。」

不平等已不再是指富裕的西方國家與世界其他國家之間的區別；現在這是一個根植於很多社會的問題。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的說法，不平等加劇還會導致更大的政治兩極化和經濟增長放緩。一些較先進國家提倡國家保護主義，往往因為公眾強烈反對全球化而引起。

斯蒂格利茨至少在審視美國和歐洲時，仍然相信我們將成功縮小這一差距。他說：「我對民主進程有足夠的信心，從長遠看解決不平等問題可能會在美國，甚至更有可能在歐洲發生。但是我認為沒有積極爭取就不會發生。」

克魯曼反對「傳統智慧」的概念，認為它通常只是精英階層的智慧。他說：「當少部分人們變得極度富裕時，我們不再像一個社區 ，當有真正需要，並且在我們可以且應該行動來恢復平衡時，渴望尋找解決方案變得迫切。通過再分配、稅收和財富轉移，向較富裕的人徵稅來取得資金，並以某種形式向沒那麼富裕的人提供基本收入。」他很有信心地點頭。「我們可以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