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士·莫理斯爵士

身為一名數學奇才，占士·莫理斯（James Mirrlees）在蘇格蘭的鄉村大部份的童年都在獨處中渡過，解答在無窮無盡的書堆中發現的棘手問題。在劍橋，他意識到其數學技巧有助解決現實世界的問題，從而決定投身經濟學的世界。莫理斯成為資訊經濟學的先驅，例如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彼得·戴蒙德（Peter Diamond）一起研究資訊有限或不對稱資訊的經濟交易。他的專長：「你與政府之間」的交易，通常被稱為納稅。

1996 年瑞典中央銀行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學獎（共同獲得）

莫理斯最重要的成就，是在共同得主維克里的研究基礎上，建立了最優所得稅理論。莫理斯解釋道：「有些人生產力很高，工資也很高。有些人則無法賺取如此高的工資，很多時候這是因為他們不太能從事如高級律師或電腦程式員所能做的工作。」不過在收入不平等 的世界，你如何創造一個既公平同時又能鼓勵人們提高生產力的稅制？

很多人都希望創造一個能盡量產生最多經濟福祉的機制，這想法植根於現實世界。不過根據莫理斯的說法，如何能做到這點是個數學問題。而他是尋找答案的最佳人選。利用他複雜的方法論，他認為平等與效率存在著重要的權衡，只從最高收入的人群拿走最多稅金的方式是太過容易了。

最優稅制應該是怎樣的？

儘管比起現行稅制，莫理斯的模型得出相對較統一的稅率，但他知道其假設會隨著新資訊的出現而改變。他說：「自那時起我們對此加深了認識，如果你使用更現實的觀點，大部份你能想到的稅制都是 U 形的。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的邊際稅率較高，但中等收入者的邊際稅率較低。」

占士·莫理斯尚未言休

莫理斯從 2002 年起遷往香港居住。他決定離開英國的一個原因是他任職教授的劍橋大學有固定退休年齡，但他還沒有準備好退休。而且，他認為那是個絕佳機會，能近距離接觸快速發展的中國經濟。他說：「我一向對發展中國家很感興趣。現在沒有人會稱香港為發展中國家，但當時非常接近。」

自 1976 年文化大革命繼中國領導人毛澤東逝世而結束後，已經過去了大約 40 年。中國已緩慢而穩定地向世界經濟開放了。發展的關鍵是以廉價勞工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發展農業並把土地歸還給人民。

今時今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將中國列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儘管如此，在查看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時，數字看起來就略有不同。指數根據預期壽命、教育和人均收入等元素對各國進行排名。但莫理斯留意到工資正在上升。儘管很難準確預測增長率，但他認為中國大城市的工資會發生巨大變化。不過，他強調這不單是關乎人們會否享受更高收入。

中國是如何成為世界頂級經濟體之一？

莫理斯以不同角度去看很多事情。那些不會成為歐洲日常新聞的事件變得對他更加重要，例如南中國海的領土紛爭，或者中日之間的爭端。他也思索了很多有關中國公民的處境和經常發生的人權事件。他說：「在 90 年代，這個國家的知識份子曾經愈來愈自由。現在肯定並非這樣。」

身為蘇格蘭人的莫理斯，於 1998 年在英女皇面前下跪被封為爵士，他居於離家鄉很遠的地方，不過他當然知道那邊在發生甚麼事。他曾是蘇格蘭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的成員，因此參與了 2014 年舉行獨立公投的討論。他說：「這可能需要點時間。」

在談到歐元區時，莫里斯認為歐元由一開始便是個差劣的協議。根據他的說法，如果歐元區有解決方案的話，那會包括一些嚴厲措施，如取消緊縮政策、財富稅及為普通公民減稅等。他說：「我不明白為何探取明智的稅制對他們來說是這麽困難。」

歐元是個非常差劣的協議

身為人父的喜悅

被問及甚麼讓他感到自豪時，莫里斯難以找到答案。自豪並非他平常使用的字眼。他記得自己童年環境是如何深深植根於長老教會的傳統，驕傲幾乎是最嚴重的罪過。兩孩之父解釋他如何在解決最優所得稅時感到「非常高興」，但他還說了一個截然不同且相當個人的故事，一個關於真正成就和快樂的故事。莫理斯臉上洋溢著燦爛的笑容：「在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獎典禮上，我特別深刻記得的是我女兒坐在觀眾席上。我未曾見過任何人看起來是如此快樂和高興。那刻非常特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