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巴希·巴納吉

儘管阿巴希·巴納吉（Abhijit Banerjee）對經濟學家處理和使用數據的方式產生的重大改變負上部分責任、曾出版多本暢銷書籍，並獲得了經濟學領域的最高榮譽，但他仍是一位拒絕歌頌自己職業的經濟學家。對於巴納吉來說，研究總是在發展、總是在改進，總是在接觸更多的人。你應該不會看到他短期內停下來居功自傲。

阿巴希·巴納吉

2019 年瑞典央行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學獎

巴納吉與共同獲獎者艾絲特·杜芙若 (Esther Duflo)和麥可·克雷默 (Michael Kremer)被視為實驗經濟學的先驅。以隨機對照試驗（一種類似於醫學臨床試驗的方法）作參考，他們進行了較小規模的實驗，針對原本複雜的問題採取具體行動。

巴納吉說：「我們通常以數以百萬計的人為對象，而非 68 個人之類。所以，這只是研究對象規模的大小之不同，引起了很多統計與實施上的問題，而這些都需要我們努力去解決。但說到底，個中的基本原理非常相似，即我們要確保我們以一樣的方式選擇受益人與非受益人。因此，我們可以合理聲稱，如我們發現這兩組人的行為有差異，那就是干預的因果效應。」

巴納吉不一定會認同他專業中的流行思想，但相比歸類為不同的思想流派，他的想法更為深入。他認為多數經濟學說實際上不適用於現實世界。

他說：「好的經濟學說應與我們生活的現實世界相連，但很多經濟學說所描述的世界卻是人們非常精於計算、極度自我中心且非常擅長預測行為後果。我不認識很多這樣的人。」

對巴納吉而言，世界的運作是更微妙。在他眼中，有更多證據表明我們有更大空間去嘗試做符合社會利益，而非個人利益的事情。

他說：「政策須有大眾支持才能得以制定，我認為若人們一直誤解個中的經濟原則，政策便會統統錯誤。我們可以做盡一切研究，也可以聲稱這就是所需知識，但直到民眾認為我們說的東西有用，這些知識才會有效。」

在 2000 年代初期，小額信貸的概念大受歡迎。這想法是透過向無法取得抵押的人提供非常小額的資金，讓他們可以開展或擴充業務。在還清欠款後，這些資金可以回到資金池中，幫助其他人脫貧。儘管看到這方法的確有其存在價值，巴納吉仍然質疑這類計劃的評估。但小額信貸界拒絕了他們需要提供證據的想法；他們認為自己的產品本質上是好的。

他說：「我們終於順利說服小額信貸組織進行隨機對照試驗，針對這問題，我們的研究給出了首個真正可靠的證據。那研究亦受到很多人敵視。我們發現，至少對於中位數水平的人來說，計劃對提高他們的消費水平毫無作用。」

儘管巴納吉和合作研究員並非試圖證明這些計劃沒有用，但他們的研究表明，人們其實將大部分貸款用於購買產品，例如雪櫃和電視等東西，而非用於開展或擴充業務。

「這樣做並沒有錯，他們的生活可能因為有了電視而變得更美好，但並非把我們從貧困禍害中拯救出來的變革性因素。他們把錢花到別的東西上，且並沒有變得更富有。」

他們研究的第二步是重新查看接受過小額信貸的人幾年之後的狀況。巴納吉說，他們當時其實沒有期望會從這些數據中發現甚麽，但結果卻讓他們大吃一驚。

「我們發現，雖然中位數水平的人的確沒有過上更好的生活，但有 5% 的人通過再獲得幾年小額貸款而確實有所轉變。這種好處並非最初聲稱的那麼普及。而是非常有選擇性的。事實上，這些人是本身已經在經營生意。」

這些見解有助改進計劃，在選擇程序和衡量成功的方法兩個方面亦然。

巴納吉另一個專注的領域是氣候變化，以及它如何更嚴重打擊發展中國家的人民。世界溫度不斷破紀錄，達到不宜生存的程度，對許多國家而言，這不但破壞農作業，也為人民帶來浩劫。工業化國家是溫室氣體排放的主因，溫室氣體排放正在加速氣候變化並導致熱浪、乾旱及具重大破壞性的巨型風暴。

他說：「我認為氣候變化的辯論需要著眼的是，我們要認真思考要如何處理氣候變化中的受害者。如果我們任由氣候變化發生且不採取任何行動，很多赤貧的人將受害。如果我們提高能源價格，真正受影響的也不會是有錢人，只有窮人才會受影響。那麼，你應如何補償這些人？」

這是很多人、組織、政府及非牟利機構的提問。事實上，氣候賠償 (Climate compensation) 已加入 2022 年的第27屆聯合會氣候變化會議 (COP27)談判中；聯合國也史上首次製訂旨在解決氣候變化問題的氣候協議和基金。如何補償、金額多少，這些安排仍然是需要更多研究的領域。

「過去十年我所做的很多研究是有關設計對抗貧窮的計劃。在氣候變化政策的制定與我們將如何補償人們之間，需要有明確的溝通。」根據巴納吉的說法，第一部分是設立全球賠償基金，這正是聯合國在積極推動的。他所說的第二部份是確認國家內的受害群體，最後是實施發放補償的規則。

「即使在國內這議題都會非常政治化，因為每個人都會說自己也是受害者，而我們終須作出決定誰是真正受害者。我認為我們也需要為此建立知識基礎。」

在巴納吉獲頒博士學位後，他感到所學習的經濟學與他成長的世界脫節。他開始探索如何把經濟理論與他所認識的群體連繫起來，尤其是他年幼時在印度目睹於貧困中生活的那些人。

他說：「我開始瞭解到人們可以如何講故事，我們又需要甚麼來講述這些生命的故事。

這也是他們成立 Abdul Jameel Latif賈米爾貧困行動實驗室（J-PAL）背後的部分動機，J-PAL 是一個專注於減少貧困的組織和研究中心。J-PAL 於 2003 年由巴納吉和杜芙若以及森德希爾·穆拉伊特丹（Sendhil Mullainathan）創立。現在，他們的辦事處遍布世界各地。

他說：「設立 J-PAL 是為了鼓勵善用高質素的證據，以助制定更好的扶貧政策。那句話有點拗口，但這確實是我們的工作。我們嘗試鼓勵人們創造證據，而且我們亦會從中總結。當證據表明研究值得擴大規模時，我們會嘗試與政策制定者一起實現這目標。」

根據巴納吉所說，J-PAL 已進行約 1,100 個活躍的隨機對照試驗。這許多小規模的實驗，致力於建設一個更快樂、更健康、更富裕的世界。現在，他不介意自己被反覆詢問同樣的問題。相反，他很高興人們正在探討這些問題。

他若有所思地說：「我們一直奮鬥的目標之一就是將這些探討成為日常話題。我學會了不要相信自己的直覺。或許這是我學到最重要的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