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可·克雷默

麥可·克雷默不是滿口理論的經濟學家。他直接回答問題，而且總是舉出真實例子。但並非總是這樣，克雷默最初是研究經濟增長的宏觀經濟學家，大部分時間花在編寫經濟模型和研究理論。在一次返回肯雅，這個他曾居住和工作的國家的旅途上，扭轉命運的交談使他作出重大改變並以著重實驗性質的方法研究。雖然有人質疑此舉，但其他人從一開始就認為可能會大有作為。其中兩位早期支持者其後跟克雷默一同憑促進全球減貧獲奬。足以說明，這是正確的改變方向。

麥可·克雷默

2019年瑞典中央銀行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學獎

克雷默大學畢業後到肯雅西部的中學任教。後來他回到美國就讀研究院，數年後再回到肯雅跟老朋友聚舊，其中一位朋友當時在一間小規模的非政府機構工作。他的工作重點包括不同的教育計劃，目的是更清楚了解學校表現和哪些方法最有效。

克雷默表示：「隨機評估使不同背景的研究員和從業員密切合作，經濟學家可因而密切接觸他們希望了解的人或機構，我認為這令觀點更豐富。」

正是這類合作和實驗使這組人員無意中發現一個對教育和政策有重大影響的因素。

全球超過十億人受蠕蟲感染威脅，包括肯雅某些地區。這種常見疾病治療費用不高，但要為患者診斷病症的後勤物流很困難而且花費不菲。基於此原因，世界衛生組織建議位於高危地區的學校定期提供杜蟲藥物。

克雷默表示：「測試費用較藥物貴 4 至 10 倍，因此如果像這區有 90% 兒童受到感染，應該向所有兒童提供藥物。」

該非政府機構的工作最初包括 7 間學校，後來逐步擴展至 75 間學校，每年加入 25 間學校。這樣可以輕易比較參與和未參與計劃以學校的情況。比較這兩組的學校，參與計劃的學校缺席率減少四分之一、疾病傳播下降，繼續和完成教育的女童百分比亦上升。

克雷默表示：「這種以學校為本的杜蟲方法實益是成本的 100 倍。我不喜歡以經濟學家的角度看此事，但從純財務角度來看這實在划算。如果肯雅政府是借錢來推行此計劃，所得稅收應該足夠抵銷借款和利息。上述計算甚至不包括對兒童和未來成人的一切實益，因為他們賺取更多。」

克雷默向世界銀行辦事處和肯雅政府呈示研究所得，不久之後便擴大項目規模。現時，肯雅政府每年幫助數百萬名兒童。

他說：「發展經濟學的各項工作可能看似極不相同，但每項工作都處理實際問題。從實際問題得出的深刻見解會促進理論發展和改進，從而加強處理實際問題的能力。」

克雷默表示：「如果你分析數據，可以按照己意加入統計控制因素 (statistical controls)，以擴大範圍讓研究員得出希望得出的結果。相對來說，隨機評估或實驗方法較為嚴謹，可以讓研究員控制的範圍小得多。」

現時，克雷默是隨機對照試驗的先驅之一，此方法不單止徹底改變了經濟學，還改變了多個跨領域的研究，包括農業和醫療保健。

克雷默進行愈多隨機對照試驗，就愈能看到這個過程的反覆運算性，這項特點較常見於科技公司。克雷默表示這類私營企業在這方面的步伐「難以置信」，但問題在於科技創新的方向。

他說：「我認為作為一個社會，我們需要思考我們創立的機構，並嘗試確保即使有些問題未能即時提供像私營企業利潤的機會，也獲得同等或至少某程度的關注 。」

影響貧窮國家的疾病就是一個例子。製藥公司不時為肆虐在已發展國家的疾病成功研發療法。這會帶來很高利潤，同時產生龐大健康實益。可是，研發治療主要影響發展中國家窮人的疾病，誘因並不那般強。克雷默和和他的伴侶，經濟學家Rachel Glennerster因而受啟迪寫了《Strong Medicine》一書。他們在書中介紹啟迪私營企業積極解決全球窮人健康問題的方法，現在這個構思被稱為預先市場承諾 (advanced market commitments)。

克雷默表示：「預先市場承諾的概念非常簡單。就是各捐助人事先承諾如果研發出的產品符合某些標準，他們會都致力協助提供資金購買該產品。」

克雷默和格倫納斯特從不逼切的瘧疾和較逼切的肺炎球菌株疫苗著手。肺炎球菌是較不廣為人知的疾病，但每年導致超過 100 萬人喪生。全球發展中心（The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專注研究如何將這個理論構思變為實際提案，並招攬不同領域的專家組成委員會。

他說：「捐助人承諾資助 15 億美元到發展中國家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購買第一批生產出來的疫苗。」

這類財務承諾有助創造疫苗研發誘因，向疫苗開發人員保證最需要疫苗的人會得到疫苗。

克雷默解釋說：「這是個實益的例子。這是旨在確保市場誘因可令人們不同類別的需要得以滿足。」

現時，在對抗傳染病方面，預先市場承諾的作用也許較任何時候都大。當傳染範圍和速度不明朗時，承諾協助支付新疾病的疫苗開發非常重要。

克雷默表示：「現時的冠狀病毒和早前的伊波拉病毒令人們意會到，一個國家爆發的疾病可能會波及全球其餘國家。找出如何應對這些疾病對公共衛生很重要，預先市場承諾計劃的確可以應用於這方面。我們所有人都應該齊心協力應對傳染病。」

預先市場承諾計劃最令克雷默雀躍的是其反覆運算和改進，不單止是關於健康的需要而是各種需要。

他說：「新科技是應對這等問題的重要一環。預先市場承諾可確保研發出的解決方案可實際被使用，因為在這承諾下，公司必須研發出可解決社會需要的產品才會收到款項。」

身為發展經濟學家的克雷默表示，氣候變化幾乎影響他研究的每個領域，今後最重要是成立適當的機構推動科技創新。

他說：「我認為人們誤以為應對氣候變化下經濟便無法增長，但經濟是可以增長的。這是每個國家的人都希望及貧窮國家的人所需要的。」

氣候變化的影響已見諸全球所有國家。雖然已發展國家有某程度的保護，但發展中國家面對的危機大得多。克雷默認為，將適當的誘因跟現有科技配合起來和借鏡於矽谷，這是應該可以改變的。

他說：「私營企業採用的A/B測試構思，基本上跟發展經濟學的實驗性方法相同，都是嘗試不同的方法、評估然後再繼續。設計出人們真正想用的東西可能促使更多公司投資於開發這類科技。」

他以最貧窮國家人民使用的木或木炭煮食爐為例。這些煮食爐釋放各種有害物質令全球加速暖化，也損害環境和損害人類健康。

克雷默表示：「如果我們可以研發另一種煮食爐，可能會減少砍伐森林、還改善人類健康和舒緩氣候影響。」

克雷默跟艾絲特·杜芙若（Esther Duflo）和阿巴希·巴納吉（Abhijit Banerjee）一同獲奬，他們視此為對整個領域的機會。獲奬令他們的研究和發展經濟學受到注視。

對克雷默來說，這個奬最令人鼓舞的，是這種側重數據而非先要動用資源的方法吸引了不少政府和商界決策者。

他說：「每次出席會議見到大堆文件時我都會想，這個構思很好，但更重要是有證據證明這是個好構思，而這有可能影響和改善數百萬人的生活。」

克雷默經常鼓勵他的學生專注進行他們相信的研究，而非延續已有其他人進行的研究。

他說：「我當初開始進行研究時，這項研究肯定不是經濟學家通常會進行的，但長遠而言成績不錯。我認為有時候可以套用一句說話，就是『多冒險並專注於重大的問題』。我鼓勵人做自己認為重要的事情，並且樂在其中，之後通常都會水到渠成。」

克雷默回想起他的導師拉利·韋發（Larry Weaver），並跟我們分享他們一次最有意義的交流。當時克雷默正在上韋發的物理課。韋發發表的一篇論文被同事發現有一處出錯。克雷默以為韋發會因此感到不快甚或尷尬，但他很高興並告訴克雷默他很感恩，因為這有助他進步。

在那一刻他意會到，要對科學和生命有正確態度必須專注於最終目標，一旦出錯必須重頭再做，而科學是集體事業。

他說：「我認為那是阿巴希、埃絲特和我有強烈感受的事情，這個奬不是單單表揚我們取得的成果，而是給整個領域、研究人員、從業員、調查統計員、我們交談過的農夫、教師和學生的整體行動，透過他們始能得出改善教育、農業和健康的見解，以改善數百萬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