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托弗·西姆斯

克裡斯托弗·西姆斯（Christopher Sims）的研究涉及許多廣泛的主題，但無論他研究的是甚麼，通常都以政策效果為主要焦點。身為計量經濟學教授，據說他的課堂難以理解；在個人層面上，他相當害羞。他是宏觀經濟學家，全世界都在關注他的研究，尤其是貨幣政策與涉及變數的因果關係研究工作，如GDP（本地生產總值）、通貨膨脹、就業及投資等。

克里斯托弗·西姆斯

2011年瑞典中央銀行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學獎（共同獲得）

西姆斯在說話時喜歡把手放在膝蓋上，肩膀經常垂下。他於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全是灰色的辦公室裡，四周盡是筆記、書籍及論文。藍色 Polo 恤衫是他今天唯一帶色彩的東西。但別誤會，西姆斯正靜悄悄地、熱衷地試圖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他跳過浪費時間的閒聊，直接問道：「你想知道甚麼讓我著迷嗎？理性疏忽。在經濟學家的模型中，人們為優化，總是做最適當的事及觀察經濟中的所有價格。」

西姆斯解釋說，我們需要穩固的模型來制定中央銀行應如何穩定經濟，或者讓人們決定如何監管金融體系。他說：「模型預測中存在差距，這些差距可能是產生重大危機的原因。」

西姆斯人生大部分的時間都專注於宏觀經濟學的政策影響。 毫無意外，因為他出生於一個經濟學家和政治家的家庭。

正如他的同事兼好友馬庫斯·布魯納邁爾（Markus Brunnermeier）所描述，西姆斯總是與常理對著幹，不接受業內的主流觀點，即中央銀行可以獨立並能控制通貨膨脹。 布魯納邁爾說：「他說中央銀行也需要政府來控制通貨膨脹。根據他發明的Fiscal Theory of the Price Level （暫譯：物價水平的財政理論），我們有兩種制度。

一種是中央銀行掌權，並且實際上做決策，但還有另一種制度是政府掌權並控制通貨膨脹。那麼央行就無法插手太多。他是第一個指出這個弱點的人。」

貨幣政策如何運作？

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初，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的觀點主導了貨幣政策。他的主要論點是，貨幣數量改變是由決策者改變，而 GDP（本地生產總值）則會稍有延遲地反映出來。西姆斯表明，這不是貨幣政策如何運作的可持續觀點。他開發了一種使用數據的方法，其中包含多個變數之間的相互作用和關係。

他說：「實際上，大多數在中央銀行的人都頗確定他們沒有改變貨幣數量。反而是調整了利率。當你明白到決策者實際採取的行動是調整利率時，就會看到利率預測貨幣儲備走勢，而利率通常與通貨膨脹的方向相同。但似乎有一個困惑：當貨幣政策決策者非常確信利率提高時，通貨膨脹則會降低。」

使用貝葉斯統計（Bayesian statistics， 即試圖透過新發表數據更新概率來解釋世界真實狀態的統計領域）以及從幾個國家和時期收集的數據，他能夠看到利率和通貨膨脹之間存在兩種不同的關係，而這些關係總是同時在發揮影響。

他說：「政策提高利率時，便會降低生產總值和通貨膨脹；但當利率因其他原因而變動時，它們往往與通貨膨脹的方向相同。」他的 Vector Autoregression Model （暫譯：向量自回歸模型）進行模擬測試來說明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不僅全盤改變了他的職業生涯，他的模型更獲多間中央銀行使用，幾乎應用在所有的預測模型中。

西姆斯解釋：「一般情況時期下，收緊貨幣政策需要約一年時間才能對商業運作層面產生全面影響。相比之下，這政策要更長時間才能對通貨膨脹產生全面影響。」

利用貨幣和財政政策作出改變

某些類型的財政政策具有更即時的影響。他說：「如果經濟體中存在很多未使用的資源，政府可以聘請人才工人迅速開展建設。財政政策在這些情況下，為經濟運作帶來延遲反應非常少。相反來說，通常延遲了實施財政政策變化的是政治過程。」

西姆斯說：「當一個經濟體陷入衰退且增長開始放緩時，我們通常要等到實際發生後約六6個月才能確定這種情況是否已經發生。」他解釋這是因為數據存在差距，因此即使當局迅速實施財政政策，也往往有點延遲。「這就是為甚麼我們有經濟衰退。如果我們知道衰退何時到來，我們就可以預早採取行動避免陷入衰退。」

在 2008 年金融危機之後，美國奉行量化寬鬆政策，美國央行向經濟體注入更多現金。在大跌市之後，西姆斯的研究變得更加重要。他的研究展示了互為因果的關係，以及利率、通貨膨脹及其他變數如何導致貨幣供應量的變化。西姆斯和湯瑪斯·薩金特（Thomas Sargent）亦因此研究而獲得 2011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西姆斯在美國出生，擁有愛沙尼亞血統，二戰後不久在德國長大。今天，他分享了如何幫助歐洲經濟的想法。

「要真正協助利率達到零或接近零的經濟體，它們需要的是財政擴張。這意味著不僅是預算赤字，還要讓人們相信這些赤字不會隨著幾年後的加稅而全部解除。政府必須承諾財政擴張，因為通貨膨脹率太低，經濟增長會太慢。財政擴張應持續下去直至達到目標。」

歐洲債券對歐洲有幫助嗎？

根據西姆斯的說法，歐洲真正需要的是一種可以在所有金融市場上交易歐洲的債券，但「需要承諾分擔最低限度的財政風險」。

他說：「歐洲政治家無法簽署任何協定，表明在某些情況下，A 國的稅收最終可能會使 B 國的人民受益。但是，如果沒有這樣的協定，就沒有辦法真正保護歐元區。」

德國害怕債務太高而要求採取嚴格的緊縮政策，在西姆斯看來是不能理解的；尤其是當像希臘這樣的國家因此而被摧毀時。在他看來，這個問題可以追溯到德國文化對債務的錯誤評估。他笑著說：「德國對債務非常反感，這可能與德語中的債務一詞是內疚有關。但這世上其他國家並非如此。」

公債何時會構成威脅？

在西姆斯看來，公債並不像某些人或國家眼中的那麼可恥，但他告誡公債債務過高時也可能構成問題，原因是稅率需要提高。

他說：「即使我們將債務提高到本地生產總值的 200%，也可以透過增加稅收來支付，而且不會因為稅率過高而摧毀經濟。但建議不要讓債務繼續上升，因為這樣會迫使政府徵稅來為債務融資，而不是為興建學校和橋樑等具生產力的政府活動提供資金。想減輕債務時，你應先計劃好如何讓債務在長線上順暢地減少。」

採訪結束后，西姆斯邀請我們去他家見他的妻子嘉芙。西姆斯太太非常外向。她告訴我們，她的丈夫派朋友到他們共事的哈佛大學經濟系，認識她並調查她是否單身。 她說：「他會叫醒我一起思考政治問題。」

西姆斯給予年輕人的建議很簡單，就是尋找自己喜歡做的事情，並以熱情去追求，這樣便有望讓世界變得更美好。他妻子也支持這觀點。她說：「我們的孩子是在這種環境中長大的。他們都學會了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感到自己正在為社會公益有真正貢獻。我認為西姆斯對此貢獻良多。」然後她微笑著說道：「或許我也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