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士·愛德華·米德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占士·米德（James Meade）在就讀劍橋大學的第二年踏入經濟學領域，要求轉到全新推出的哲學、政治及經濟學課程。他從未修讀過數理科，但他對政治與道德哲學的直覺與熱情，最終塑造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政治議程並影響了英國國會。

1977 年瑞典中央銀行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學獎（共同獲得）

米德於 1977 年獲頒獎項，表揚他教育人們如何應用經濟學理論於特定的政治問題裡，同時影響經濟和政治多個領域。

根據米德的說法，經濟學政策具有三個主要目標。首先是實現自由，其次是平等，其三是效率。儘管這些目標存在衝突，米德強調政府扮演重要角色，平衡三方面以達致每個人都獲益。他也用經濟推論和政治建議，提出在任何一方面有限制時，如何以尋求最佳組合去解決問題。

為何我們不能實現完美的經濟果效？

米德以不同的方式來處理和解釋經濟問題。他棄用抽象的經濟衡量標準，而專注理解經濟學基礎知識並將其應用到現實政治問題。他使用國際貿易理論及國際支付理論回答有關匯率和通脹率的政策討論。他說：「雖然我對此不太自豪，但我幾乎沒有閱讀他人的文獻。不過，我有聽取很多討論。我不認為我在國際經濟學的研究非常新穎，但我認為我研究的國際收支平衡部份令 IMF 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們在制訂國際收支的經濟政策時應用了這理論。」

米德強調的一點是，他並非工具製造者，更不是工具使用者。他寧願將自己描繪為「設置工具的人」，即試圖將現有或已知理論應用在政治範疇的人。他在著作中描述了如何在國際商業或金融政策中最有效地使用這些工具。

我們如何擴大需求以增加就業？

在劍橋和牛津讀書期間，米德和他的許多同學一樣踏入了經濟學領域。他們希望加深了解 19 世紀的政策如何導致大規模失業，繼而為這個不能好好運作的制度找出修復方法。

米德經多年研究，提出了一個突破性的解決方案：一個會區分工人薪資水平並實現全民就業的政策，意即是確保每個求職的人都能找到一份工作。他說透過教育、培訓及提高投資以解決經濟問題的政策「基本上只關注提高每個就業者的產出，而非提高找到適合工作的人數」。後來，他陸續設計了勞資合夥企業和社會紅利的想法。

如何解決失業問題？

就算米德的理論被形容為出色且帶來了根本性的變化，他知道自己的理論存在缺憾。

他想起了一則關於美國總統哈里·杜魯門 (Harry Truman) 的舊軼事。杜魯門曾要求召來一位獨臂經濟學家，因為每當他獲得經濟建議時，都是那個著名的答案：「一方面（On the one hand），你應該這樣做；另一方面（On the other hand），你應該那樣做。」

當四成工作因自動化而消失時，經濟系統將如何運作？

無庸置疑，科技與自動化的進步將重大改變我們的工作和財富分配的方式，但未來的勞動市場會是怎樣？有些人相信大約四成職位在不久將來會消失，令我們的生活非常不同。面對這些問題，米德提供了一個非常合適又新穎的方法，是透過低工資成本和高機器回報這些新穎的生產方式來實現充分就業。這意味著一場擁有權和收入分配的革命，因我們的經濟將不再依賴工資水平作為分配財富的主要工具。

當機械人取代工作時，人們的工資將何去何從？

米德建議政府需要保持一個由稅項籌集，可觀的長期預算盈餘，以逐漸建立國家資產。這些資產將用於津貼給勞工的收入。實際上，他建議人們可以設計一個工資水平相對低但工人總體收入不低的社會；因為他們可從機器生產的利潤中獲取社會紅利帶來的部分收益。

受到凱恩斯的國際貿易理論啟發，米德也表達對經濟學一般領域專業化的憂慮。

他說：「時至今日，很多經濟學家成為勞工經濟學家、財政政策經濟學家、國際理論專家、貨幣經濟學家或工業經濟學家等都是常見的現象。然而我認為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要把經濟系統作為一個整體去看待。」

他將經濟問題比作治病。「你有心臟、大腦、肝臟的專科醫生。但要保持人體健康，你需要一位醫生去檢查它們的互相作用。」

他感到經濟學家也應該跟循這方法，把經濟系統當作一個病人治療。

自由在經濟體系中的重要性是甚麼？

米德經常談及個人自由在實現效率和平等社會兩方面的重要組成部份。

他說：「我相信民主和市場是相輔相成的。你有投票、選擇政治領袖，以及身在市場的自由。我認為在未來，當各個國家朝著民主方向發展時，我們會看到更大的發展。如果這種發展繼續增長，各個國家均會變得更富裕，更加強大。

我們人類是自私的個體和群居動物的奇怪混合體。我們有些方面像螞蟻，但有些方面又非常自我。這是當我們把理論應用到經濟政策，並試圖在經濟和政治兩方面取得平衡時要解決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