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拔·席勒

2000 年 3 月，羅拔·席勒（Robert Shiller）出版了暢銷書《非理性亢奮》。時機實在完美。就在那個月，互聯網泡沫破滅了，一如席勒在書中預測。這位耶魯大學教授便突然廣受注目，至今仍然如是。早在樓價真正下挫之前，他已警告美國房地產市場即將崩潰，也再一次預測正確。從那時起，席勒成為了星級經濟學家。

羅拔·席勒

2013 年瑞典中央銀行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學獎（共同獲得）

身為《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學者、作家及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席勒亦是立陶宛移民的後代。他還具有創業技能，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推出樓價指數。

與席勒關係密切的人對他有兩點評價。第一點是儘管他非常忙碌，他仍很難拒絕任何人或事。另一點是他非常健談。他自 1982 年起一直在耶魯大學擔任經濟學教授。當我們在大學校園看到他時，你可以很容易地理解為甚麼他的妻子兼心理學家維珍妮婭席勒（Ginny） 認為他可能患有注意力不足障礙。他的眼神很獨特，仿佛正同時追隨著幾條思路且全都在掌握中。

甚麼是行為經濟學革命，席勒、卡尼曼和泰勒如何挑戰現有思維？

席勒是行為經濟學，尤其是行為金融學的創始人之一。他與另外兩位經濟學家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李察泰勒（Richard Thaler）開創了一種新方法，徹底挑戰了現有思維。數十年來，他們一直強調開闊視野並將其他學科融入經濟學的重要性。

身為一個被朋友描述為基本上對凡事都感興趣的人，他能將經濟學理解得透徹並仔細研究其他學科乃意料中事。當席勒開始上大學時，他對一件事情非常猶豫：選擇主修科目。他說：「這代表我要放棄甚麼都想做的童年夢想。」他形容要作出選擇是多麼痛苦，而且一直不知道自己是否作出了正確的決定，即使今天大多數人都會說他當年的決定絕對正確。他選擇了經濟學，而他對許多科學的興趣亦為他採取不同的方法理解經濟學鋪路。

席勒正在密歇根大學攻讀本科期間，他首先想到必須將心理學的見解融入經濟分析之中。後來亦在妻子鼓勵下更深入研究。席勒憶述道：「她輕推我回到思考心理學的問題。如果沒有她的影響，我就不會成為今天這位經濟學家。」他研究重點的思維是，金融和全球經濟是由人們的行為和想法所驅動。早至 70 和 80 年代，當席勒初次進入這領域時，經濟學已變得非常數學化。他認為將一個非常人性化的領域看待得過於死板是錯的。

為甚麼席勒用行為金融學挑戰有效市場假設？

他說：「經濟學家觀察股票市場時，會看到升跌，但對原因通常一無所知。他們認為需要一個藉口，於是就想出一個理論去搪塞自己的無知。」席勒在談論「有效市場假設」(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他想提出「更真實的描述」，這最終讓他於 1981 年發表其首篇極具影響力的論文。他在哈佛大學的老朋友兼同事約翰·金寶（John Campbell） 仍然記得他讀到那篇論文的一刻。他當時正在康州新哈芬一個火車站等車，當他讀到那篇論文時便立即想去見它的作者。

諾貝爾經濟學得獎研究：對抗市場效率的概念

金寶解釋：「羅拔有著這麼一個簡單的見解。如果你看一下股票價格，它們似乎比預測的未來股息流波動更大。但是，如果預測的波動幅度太大，這代表人們正在以可預測的方式改變想法，因此是非理性的。」

在理性預期模型佔主導地位的時代，席勒的膽量吸引了許多年輕經濟學家。與此同時，他也受到了嚴厲的批評。Ginny 記得丈夫在那段日子回家時總是非常沮喪。由於全球正進行保守革命，那是一條艱難的道路。當時鐵娘子戴卓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管治英國；列根（Ronald Reagan）正擔任美國總統。一如席勒所指，當時人們普遍認為「政府應該完全置身於市場之外」。

許多人認為我們必須將市場視為神諭，這給予我們一個基本真理。當市場波動時人們會問：「無比智慧的市場怎樣看今天的情況？」席勒認為這並不妥當。他對金融持較懷疑的態度，認為市場沒有準確反映所有市面上的資訊，因此效率不高。

為何監管金融市場如此重要？

席勒有時希望他從未寫過 1981 年那篇論文，儘管該論文是他與尤金·法瑪（Eugene Fama）和拉斯·韓森（Lars P. Hansen）一同獲得 2013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關鍵。他繼續強調市場主要是由「非經濟因素、人們的恐懼、偏見，以及他們對新聞報導、選舉和競選活動的反應」所驅動。他進一步說：「認為市場是人類福祉最好的東西，絕對是錯誤的。」

席勒反對市場應該不受干擾的看法，並提倡不同類型的監管，以及創立新的金融市場和機構。他知道在 2008 年金融危機後，人們的信任仍然未完全恢復，而再次爆發危機的風險依然存在。

他希望人們不是簡單地譴責金融業，而是將其視為創造更美好社會的有力工具。他說：「我們所需的是鼓勵而不是敵視金融創新的社會，但此舉是抱懷疑性質，且牽涉到政府監管，調查非法行為。」席勒經常描述在人類歷史上，金融如何透過不同的發明改善社會福祉。這就是為何今時今日他致力尋找方法利用金融解決眾多國家巨大的不平等問題。

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負責席勒的編輯彼得·多爾蒂（Peter Dougherty）說：「儘管他對金融市場做了各項非常專門的研究，他一向更關心社會福利。」

席勒尤其擔心科技進步會怎樣威脅我們未來的工作並導致更嚴重的不平等。為了解釋這一點，他使用了俄裔美國經濟學家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華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 所列舉的例子。他開始說：「以馬匹為例。以前到處都有馬匹，牠們現在都去了哪？我可以告訴你牠們的遭遇。牠們死了，我們不再需要牠們。同樣的事情也可能發生在那些不知何故與現代經濟失去聯繫的人身上。」

第二次機器時代帶來了甚麼威脅？

席勒對迫在眉睫的機器時代提出了一個激進的建議，即為人們提供保障的一種新方法。數十年來，針對早逝和殘疾的保險一直很普遍，但這在不久將來的高科技世界中可能還有所不足。

席勒建議改變制度，開發新的金融工具，比如防止你的工作被機械人替代的長期保險。他非常肯定我們現在必須討論第二次機器時代的前景，但擔心人們可能會過分關注迫在眉睫的事情，而不思考未來。根據席勒的說法，政治和政治家也是這樣。

席勒對 2005年樓價的預測是甚麼? 為何在經濟學家中存在爭議？

席勒知道他的言論有時聽起來可能有些危言聳聽，但他並不在乎。畢竟，預測市場大跌是他成名的原因。2005 年接受採訪時，他曾告訴記者樓價實際上會下跌一半。「之後他打電話給我，說：『我會引用你的話。』」席勒對他之前所說的話有把握嗎？「我想了想之後說：『我是真心這麼認為的，所以儘管引用吧。』」席勒認為還有更多的經濟學家與他有相同的想法，但他們不會冒險站出來講那麼多。

我們能夠預測金融泡沫嗎？

他說：「它反映了人性。當樓價上升時，人們會興奮，部分人會趕著入市置業，然後樓價就會升得更多。不過這升勢是不能維持的。結果，這泡沫還是會爆破。」

這就是他認為當時正在發生的事情，而他願意冒險說出來。這聽起來像是一件大膽的事情，但席勒對此有很好的解釋。他說：「這可以追溯到我逐漸想通的哲學，冒險有道義上的重要性。有人可能會指出你錯過的事情來反駁並羞辱你，但你仍必須這樣做。」

讓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承認他們可能有時會犯錯，是一個令人安心的想法。毫無疑問，席勒對此是絕對認真的。他的同事威廉·戈茲曼（William Goetzmann） 說：「羅拔的確是由他的好奇心和開放的思想所驅使。與業內許多只考慮到自己長期聲譽的人不同，我從他身上看到的只有熱情，他不太擔心界限，而是由得他對人性的興趣引導他提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