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瑪斯·薩金特

湯瑪斯·薩金特 (Tom Sargent) 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盧卡斯 (Robert Lucas) 同為 1970 年代理性預期(Rational Expectations) 革命的先驅。他們根據現實世界的數據測試理性預期理論，證明了財政及貨幣機構的政策從長遠來看不會影響產出或失業率。今天，薩金特不僅是最多人引用的經濟學家之一，更是最受學生愛戴的教授。儘管他的學術成就輝煌，但他仍然熱衷於學習新事物，例如程式語言。

2011 年瑞典中央銀行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學獎（共同獲得）

距離鹽湖城 320 英里的蒙大拿州 (Montana) 雪山上，坐落著人口剛超過 1,000 人的西黃石小鎮。夏季時分，參觀黃石國家公園的遊客絡繹不絕。每年所有木屋都被白雪覆蓋時，感覺就像全世界最寧靜的地方。

薩金特偶爾穿著雪靴和西裝，戴上紅色領帶。他解釋了自己有多喜歡他位於鎮外的公寓和大自然，尤其是當地流行運動飛蠅釣（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亦因此經常到此一遊）。

這裡不太像採訪諾貝爾經濟學家的地方，與雜亂無章的辦公室截然不同，但對於敘述動聽的故事，卻是完美之地，而這正是薩金特將要做的事。

物理學家解釋經濟學基礎

這位 2011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喜歡用過去的例子說明他的觀點。當問及他的諾貝爾經濟學獎論文時，他提到偉大的物理學家理查·費曼（Richard Feynman），並解釋為何經濟學就像一盤棋局，他之後帶我們回到 16 世紀。「這是很好的類比，」薩金特開始說道，他指的是尼古拉彌古懷·哥白尼 （Nicolaus Copernicus）和後來的祖漢尼斯·刻卜勒開普勒（Johannes Kepler），當人們仍然相信地球是宇宙中心時，他們已在研究行星運動定律。薩金特解釋開普勒如何將許多觀察結果轉化為數學公式。「是模式識別。」他說。這研究類似當今經濟學家處理大量數據來選取有關模式。「你是名副其實的不可知論者，不要試圖扭曲這一點。這一點很重要。」

但最具挑戰的工作，就是將非因果模型轉化為因果模型。天體物理學經過 60 年時間的發展，牛頓（Isaac Newton）根據開普勒的工作建立了因果模型。「那是黃金標準。」薩金特說。「你可以教機器做開普勒所做的事。但若要做牛頓的工作，就需要其他元素。」

這與薩金特及他的同事開發解釋模式的一種方法非常相似。他們的研究與行星運動無關，而是關於財政及貨幣機構和其對 GDP、通脹、就業及投資等經濟變數的影響。薩金特建立方法論來分析因果關係，不像與他共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克里斯托弗·西姆斯 (Christopher Sims) 那樣關注意外事件的影響，而是關注臨時及長期政策轉變。

貨幣和財政政策的真正影響是甚麼？

薩金特強調政府在某些領域的合法權力，包括稅收及社會保障體制。政府從誰手中獲得資金，金額又是多少？政府將錢用在哪，如何使用？「如果像現時的美國，支出多於稅收。」他說。「而且情況會愈來愈差。」

「財政政策對經濟的影響巨大，但央行只是次要活動。」他說。「這不是你在新聞聽到的，但大致上不失為一個起點。長遠來說，央行在某情況下會影響價格水平，但只能對利率產生暫時性的影響。」

薩金特引用名人米爾頓·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的話，認為貨幣機構的擴張性政策不會影響失業率。「這很大程度上是由其他因素決定，」他解釋並提到同事彼得·戴蒙德（Peter Diamond）及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季斯（Christopher Pissarides）的研究，兩人因為關於勞動市場配對的理論共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如果你問，決定你有沒有工作的因素有哪些，央行將排在最後。央行只能影響公開市場的操作，政府債券是其資產，貨幣則是其負債。」

這位經濟學家承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的嚴格區分僅在理論層面上，正如他引用 1920 年代初的德國惡性通脹或委內瑞拉當前危機，闡述兩者的細分。「他們對信任政府而持有相關貨幣的人徵稅。」他說。

當傳輸系統帶來陷阱

薩金特亦一直在研究美國和歐洲的失業狀況。他集中研究福利制度的設計，以及失業救濟計劃的持續時間。在這方面，他探究長期失業導致的人力資本貶值。

「福利計劃會引誘你為自己最大利益而持續領取政府福利並讓你陷入困境。」他說。這與他在 2011 年於斯德哥爾摩諾貝爾晚宴上對聽眾發表的演說相似。「人們會對誘因作出反應，你想幫助的人亦會如此。」

(職位)替換率及(救濟金)付款期限是救濟失業計劃的關鍵因素。薩金特例舉，不少歐洲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逐步決定建立相關制度，救濟金額相當於最後所領工資的一大部份，而且永久支付。

隨著全球化興起和國外日益加劇的競爭，這些制度注定崩潰。「如果救濟金與你最後領取的工資掛鈎，而你現有的技能價值低很多，那麼你實際的工資就會低於救濟金。」他說。「你怎會接受這安排呢？你陷入困境，而你的技能會進一步倒退。」

他指出在薪酬制度方面，政府可通過多種方式更明智使用資金。例如，他們可根據某人失業的時間長短釐定金額，而不是給予統一金額的救濟金，導致人們不願重投職場。他說：「事實證明，這會鼓勵你儘早努力尋找工作。」

由於市場仍然有很多曾是高技能的人員因為科技發展而成為「國家失業大軍」，薩金特還強調再培訓計劃的重要性，無論是工餘或在職再培訓均舉足輕重。

不論年紀，時刻保持適應環境的能力

雖然很難預測科技的發展方向，但薩金特認為保持靈活和不斷學習非常重要，即使年紀越來越大亦然。對他來說，興趣和熱情是關鍵的推動力。他解釋自己非常擅長使用現在已過時的舊式電腦，而他亦是某些已無人問津的經濟模型的專家。但這並不令他困擾。儘管他年紀不小，但他最近學習一些新程式語言，好讓自己思想靈敏。

近來，他在深圳及北京過了些日子，研究以新方法運用統計數據更深入了解中國經濟。他享受在中國生活。「中國人非常渴望利用科技發展。」他說。「他們栽培很多工程師和科學家，而且雄心勃勃。」他的動力不斷，使他身體力行，也證明他所提出論點背後的價值。

儘管薩金特清楚認為每個人需為獲得成功的機會而付出努力，但他同樣認為政策改革非常重要。過去，他曾使用電腦模型解決勞動市場的問題。他認為當中存在兩個有害因素，尤其是對年輕人，這就是職位保障和最低工資。

為何歐洲的青年進入就業市場時舉步維艱？

當你與薩金特交談，就會覺得他必定是一位出色的老師。他善於解釋，能夠深入淺出，不時幽默風趣，談吐冷靜，讓人舒服。在這訪談中，他表示曾夢想開辦自己的高中，一所與其他學校截然不同的高中。

「學校給學生太多功課。」他說。「如果我是那些學生，這會破壞我對所有事物的興趣。學習應該有趣開心才對。我所指不是吸毒或喝酒這類尋歡作樂。」